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二月革命不僅使天才的卡萊爾失去了天才，而且所有資產階級“天才人物”也已陷於沒落。從法國曆史學家基佐在1850年出版的《英國革命為什麼會成功？英國革命史討論》就可以看出，“即使ancien、r’egime〔舊製度〕下最聰明的人物，即使無論如何也不能不認為是天才曆史學家的人，也被致命的二月事變弄得昏頭昏腦，以致完全不能理解曆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過去的行動。”[9]
1848年革命前，基佐承認階級鬥爭是曆史發展的動力；而在革命後，他卻認為階級鬥爭是當前時代所不能忍受的災禍和恥辱，革命是長期的癲狂和莫大的不幸，必須用國內各個階級的和平代替階級鬥爭。他用這種觀點，來否認法國二月革命的必要性，反對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維護資本主義統治的秩序，使階級統治和對工人的奴役永世長存。從基佐的小冊子裏，人們可以看到這個天才人物的沒落。
基佐對英國曆史的解釋完全是唯心主義的。在他看來，英國革命之所以比法國革命順利，是因為：第一，浸透著宗教性質，沒有拋棄過去的傳統；第二，不是作為破壞力量而是作為保守力量出現。馬克思、恩格斯批駁了這個觀點，指出基佐根本不了解英國與法國革命時期經濟狀況和階級關係的區別。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英國革命之所以比較順利，是因為“資產階級與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間建立了長期的聯盟，而這種聯盟使英國革命在本質上有別於用分散土地來消滅大土地所有製的法國革命”[10]。
基佐企圖以美化英國君主立憲製來為二月革命前的法國政策辯護，認為立憲製在英國的確立，社會的階級對立也就終止了。這是完全錯誤的。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正是隨著君主立憲製的確立，在英國才開始了資本主義的巨大發展；凡是基佐認為充滿平靜安寧、田園詩意的地方，實際上正在展開極為尖銳的衝突和極為深刻的變革。英國社會的階級矛盾達到了任何國家所未有的尖銳程度。在這裏，擁有無比財富和生產力的資產階級正遭到其力量和集中程度同樣是無比的無產階級的反對。
當基佐無法用政治上的空談來解釋曆史現象時，便乞靈於宗教的空談和上帝的武裝幹涉。這又再次證明了，在階級矛盾尖銳化的條件下，國王要滾蛋，資產階級天才人物也要滾蛋！
在《評艾米爾·德·日拉丹〈社會主義和捐稅〉》一文中，馬克思、恩格斯對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理論作了深刻的批判。同其他資產階級理論家一樣，日拉丹為了維護資本主義製度，反對日益尖銳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鼓吹用改革稅收製度來消除資本主義的弊病，建立“酷似人們所想象的人間天堂那樣的製度”。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捐稅並不是資本主義經濟最主要的方麵，捐稅改革最多隻能在一些次要方麵改變資本主義的分配關係，但絲毫不能動搖這些關係的基礎。一切有關捐稅改革的討論，其目的都是為了使資產階級關係萬古長存，使工人階級永遠處於奴隸地位。所謂捐稅改革，並不是包醫百病的萬應藥方，而是大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手段。不管是開征新稅還是取消舊稅，都不會增加工人工資，而隻會增加資本的利潤；都不會減輕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店主的負擔，而隻會使大資產者在競爭中處於更有利地位。
日拉丹主張通過捐稅改革，把國家變為保險公司，以消除資本主義製度的一切陰暗麵，從而廢除國家。這是錯誤的。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捐稅改革不能消滅資本主義製度的弊病，更不會廢除國家。資產階級所謂廢除國家，在資產階級國家裏，就是要把國家權力降低到北美的國家權力的水平；在封建國家裏，就是要廢除封建製度，建立一般資產階級國家；在德國，不是隱藏著畏怯地逃避直接鬥爭的行為，就是隱藏著瞎吹資產階級自由，再不然就是隱藏著一些資產者對一切國家形式表示冷淡的態度。但是，“共產黨人認為，廢除國家的意思隻能是廢除階級的必然結果，而隨著階級的廢除，自然就沒有必要用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力量去統治其他階級了。”[11]因此。當資本主義關係仍然存在，社會仍然分裂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時候。企圖以廢除捐稅去廢除國家，這是十足的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