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埃及幽囚”的生活
1850年11月，恩格斯不得不離開倫敦，到曼徹斯特的歐門恩格斯公司從事經商，開始了長達二十年“埃及幽囚”的生活。
恩格斯對經商並不陌生。40年代初，他曾經在不來梅、曼徹斯特的商行充當練習生和辦事員，早已體驗了這種整天與資產階級打交道的無聊生活。50年代初，歐洲資本主義經濟進入繁榮發展的“黃金時代”，剛剛遭受失敗的革命運動處於低潮，流落異國他鄉的革命者無依無靠，生活艱難。同所有流亡者一樣，恩格斯也不得不整天為食宿發愁。這時馬克思正在集中精力研究經濟理論，沒有固定收入，一家數口陷於可怕的貧困之中。為了“不至於被迫過行乞的民主派生活，”[1]為了從經濟上幫助馬克思一家，保證馬克思能夠專心致誌地完成《資本論》這項黨的最緊迫、最重要的工作，恩格斯被迫再度到曼徹斯特從事“該死的生意”。
歐門恩格斯公司是恩格斯的父親與歐門合夥的企業。老恩格斯把兒子安排在這家公司工作，有著雙重的目的：其一，可以了解公司的經營和財務情況，監督歐門的業務活動，保護自己的利益；其二，企圖把恩格斯束縛在公司工作上，使恩格斯遠離戰鬥的陣地和革命的戰友，逐漸成為像自己一樣有地位的資產者。但是恩格斯卻另有考慮。他隻把商行作為暫時的棲身之地，根本沒有長期經商的打算。他認為，歐洲平靜的形勢不可能持久不變，各階級的搏鬥必將重新到來。他時刻準備著以戰士的身份投身於革命的洪流。因此，開頭幾年，他隻是作為老恩格斯的代表參加企業工作，不願在公司內部擔任負有工作責任和領取薪金的正式職務。
恩格斯在公司的工作相當勞累。每天上午十點至下午七八點都在辦事處，處理信件，洽談生意，檢查樣品，接送貨物。他經常寫信向馬克思訴苦說，整天埋頭在辦事處，晚上七八點鍾以前休想有什麼空閑時間。主持公司業務的歐門是一個地道的資產者，對恩格斯處處刁難，延長工作時間，想方設法用陰謀詭計企圖把他攆走。恩格斯不得不浪費許多時間同歐門爭吵。1857年春，他寫信告訴馬克思：“今年夏天我們將另作安排，或者就會垮台。我打算這樣安排：十點到五點或六點上班，然後就離開，讓一切都見鬼去。”[2]
雖然工作十分繁忙，但恩格斯得到的薪金卻很微薄。剛到公司時，他沒有固定薪金，每年由他父親支付大約200英鎊的交際費和生活費。1852年以後，每年從公司得到100英鎊和5％的紅利。從50年代中期起，隨著他在公司地位的提高，分紅比例提高到7.5％，每年大約收入500英鎊。1860年起分紅比例提高到10％，每年收入大約1000英鎊。隻是到了這個時候，他的收入才能保證自己和馬克思一家過比較像樣的生活。
恩格斯長期在資本家企業中工作，後來還曾經成為公司合夥人。當時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因為隻有走這一條路，才能粉碎資本主義社會用饑餓的手段迫害馬克思一家的陰謀，支援馬克思完成《資本論》這部曠古未有的偉大著作。當恩格斯被迫充當“棉花大王”的時候，他是在一個特殊的崗位上同資本主義製度作鬥爭，是為了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而作出極大的自我犧牲。許多年後，恩格斯在回顧這一情況時寫道：“……一個人自己可以當一個不錯的交易所經紀人，同時又是社會主義者，並因此仇恨和蔑視交易所經紀人階級。難道我什麼時候會想到要為我曾經當過工廠股東這件事進行辯解嗎？要是有人想要在這方麵責難我，那他就會遭到慘重的失敗。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賺它一百萬，從而能使歐洲和美洲的黨得到大批經費，我馬上就會到交易所去。”[3]
在二十年的漫長歲月裏，恩格斯作為曼徹斯特一家著名公司的職員和社會主義者，不得不過雙重生活。一方麵，他在辦事處和交易所中，必須與各色各樣的上流社會人物敷衍應酬。在這種場合，為了適應英國社會的習慣，他往往以風度翩翩的紳士和精明幹練的生意人的麵貌出現。另一方麵，當他回到自己的住處，致力於研究工作，或者同革命的同誌和朋友在一起時，他是一位熱誠的社會主義者，嚴肅的思想家，談笑風生、平易近人的同誌。他時刻警惕著，決不受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侵蝕，永遠保持無產階級的優秀品質。
經商工作雖然浪費了恩格斯極其寶貴的時間和精力，但也不是毫無補償。由於從事實際經營活動，使他能夠深入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了解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管理活動和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許多詳情細節，獲得研究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和階級關係的大量第一手資料。這些不僅對他自己的研究工作用處極大，而且對馬克思創作《資本論》也有很大幫助。“實踐家”恩格斯提供的材料，對馬克思的創作是十分寶貴的。同時，長期的商業工作，養成了他埋頭苦幹、講究效率的作風，提高了他的工作能力。他曾經說過，商業是培養管理人員的學校，“我用六個辦事員組織一個管理部門，可以比用六十個高級官吏和官方學家所組織的要精幹實用一千倍。”[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