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爾特在1848年革命高潮中擔任《新萊茵報》編輯，這是他一生最光輝的時期。他負責小品文欄，經常以詩歌、散文、隨筆、諷刺小品等文學形式，為報紙增添光彩。他的散文尖銳而有力，政論深刻而生動，諷刺小品有趣而鋒利。他用出色的筆調，刻畫了柏林國民議會裏那些“不被承認的天才”和德國小市民“怨天尤人”、“無病呻吟”的醜態；嘲笑那個“沒有牙齒、沒有頭發、沒有肉、沒有血、沒有聲音、沒有頭腦、無所事事、沒有意誌、沒有熱情”的廢物——德國資產階級；熱情謳歌為革命而英勇戰鬥的勞動人民。他在這期間發表的主要著作《著名的騎士施納普漢斯基的生平事跡》，尖銳地諷刺了反動政客、容克地主的代表李希諾夫斯基公爵，使這個騙子、懦夫、保皇黨人聲名狼藉。恩格斯對維爾特的評價很高，認為他是“德國無產階級第一個和最重要的詩人。”[33]他的社會主義的和政治的詩作，在獨創性、幽默感方麵，尤其在火一般的熱情方麵，大大超過著名民主派詩人弗萊裏格拉特。在革命失敗後的艱難歲月裏，維爾特不得不為謀生的需要遠涉重洋，東奔西走。他走遍了南美和中美的大部分地方，騎馬越過帕姆斯草原，登上秦布拉索峰，在加利福尼亞度過不少時光。每次從海外歸來，他都要拜訪恩格斯，在一起天南海北地暢談一番。恩格斯說：“聽他談話很有趣。他見得多，經曆多，觀察也多；他現在雖然沒有寫小品文，但卻在口述它們；這樣，聽的人還得到一個好處，可以看見他生動的模仿和麵部表情，聽到充滿熱情的笑聲。”[34]
1856年7月，維爾特不幸在海地逝世。馬克思得到他的死訊後十分悲痛，認為這是“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35]二十七年後，恩格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發表《格奧爾格·維爾特》一文，介紹了維爾特的生平，表達了對他的深切悼念。
從60年代初開始，恩格斯結識了住在曼徹斯特的德國著名化學家卡爾·肖萊馬，很快就與這位共產主義科學家建立了親密的友誼。肖萊馬生於1834年，比恩格斯小十四歲。這位著名的歐門斯學院教授在有機化學領域有許多重大的發現，在理論化學方麵也有深刻的研究。十分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僅熱愛科學，而且懷著極大的興趣關心各國工人運動。他是國際工人協會最早的會員之一，也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忠誠的黨員。盡管他在學術界聲望很高，但始終保持謙虛的美德。恩格斯讚歎道：“這是一個世界上最謙虛的人，因為他的謙虛是建立在他對自己的意義的正確認識上的。”[36]
在曼徹斯特時，肖萊馬經常拜訪恩格斯。那時恩格斯對包括化學在內的各種自然科學知識很感興趣。同肖萊馬的友誼，無疑有助於他掌握化學領域的專門知識，了解化學的最新發展情況。肖萊馬雖然已經是成熟的共產主義者，但他十分需要從馬克思、恩格斯方麵接受共產主義信念的經濟學上的論證。
恩格斯遷居倫敦後，繼續與肖萊馬就自然科學問題和黨的事務進行頻繁的通信。每逢假期，肖萊馬除了有時回德國外，總是到倫敦馬克思和恩格斯家裏做客。1888年，肖萊馬與恩格斯一起暢遊北美；1890年一起到挪威旅行；1891年夏天又一起到威特島避暑。他們的友誼終生不渝。1892年6月27日，肖萊馬在曼徹斯特逝世。恩格斯代表德國黨的執行委員會在這位忠實的朋友和黨的同誌的墳前獻了花圈。7月3日，恩格斯在《前進報》上發表悼文，對自己戰友的學術貢獻和政治品質作了高度評價。
賽姆·穆爾也是恩格斯在曼徹斯特時期為數不多的朋友之一。他於1863年在曼徹斯特認識恩格斯時，還是一個剛從劍橋三一學院畢業的二十五歲的青年人。他們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許多年後，穆爾在回憶與恩格斯的交往時寫道：“每一次和他談話都能使我學到許多東西。他的知識非常淵博，對人十分親切真誠。”[37]
恩格斯對穆爾的聰明才智十分賞識。60年代中期，馬克思正在緊張地從事《資本論》創作，打算在《資本論》第1卷德文版出書時，著手把這部巨著譯成英文。恩格斯向馬克思推薦穆爾擔任翻譯工作。穆爾也十分樂意從事這項任務。為此，他除了努力掌握德語外，還精心鑽研《資本論》和馬克思的其他著作。1868年初，恩格斯以十分滿意的心情寫信對馬克思說：“賽姆·穆爾是你的書的最熱心的讀者，他確實已經認認真真地讀完六百多頁，並且還在孜孜不倦地往下攻讀哩。”[38]過了些日子，恩格斯又寫信告訴馬克思：穆爾正在熱心研究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他對一切理解得很好。他完全領會了貨幣理論等等當中的辯證的東西。”[39]馬克思去世後，穆爾在恩格斯幫助下，承擔了《資本論》第1卷大部分的翻譯任務。他工作嚴謹，翻譯準確，得到恩格斯的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