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被壓縮成“盜弄潢池”的典故，用以表示對民眾反抗的某種程度的理解。但這段話另外一個涵義就是：現在皇帝對“赤子”的苦難已經有所了解了，百姓也已“ND067聖化”，不要再執迷不悟了。從這些說法(不管溫情的還是嚴峻的)，可見統治者認為他們對老百姓是擁有一切權力的。
古代統治者也講政策，對於“盜賊”分門別類地對待，有的殺，有的處罰，有的寬大，這些都是“天恩浩蕩”。“招安”在統治者看來更是一種特殊的恩典。可悲的是，在古代不僅統治者這樣看，大多數老百姓也這樣想。馬克思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治思想。這是非常正確的。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中，“招安”這個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方都有利的策略(用時髦的說法是“雙贏”的策略)，隻是被統治者看成權宜之計。這種做法天然地處於劣勢，並且在貫徹之中始終缺少確定的保障。如果人們都把“招安”看成是統治者的網開一麵的恩典，那麼最高統治者也可以隨時把它收回，而且這樣做也是完全合理的。當然，“信義”在封建時代對有一定地位的人們還是有一定約束力的，說過的話、做過的事不是想推翻就推翻的；另外，宗教上報應的說法(如殺降不祥)也有些作用，但這些“約束”實在是軟弱無力的。如果統治者收回了招安政策，那些已經被招安的“盜賊”，此時也沒有武器可以自衛了，自然陷入了任人宰割的狀態之中。
宋代收回招安的例子很多，但由最高統治者直接收回的少，多是下麵執行政策的官吏幹的。在資訊不發達的時代，即使皇帝不願意也無可奈何。例如宋太宗時，虔州劉法定兄弟八人“皆有身手，善弓弩”，帶領數百人起事，殺傷許多官軍。江南西路轉運使張齊賢派劉法定的朋友徐滿去招安，並答應“赦其罪，許酬以廂鎮之務”，不到一個月，法定兄弟八人“束身歸命，以求自雪”。而當地武官同巡檢殿直康懷琪，以勇武自負，但他沒有捉到過劉氏兄弟一人，而張齊賢隻用了片紙就招安了劉氏兄弟，康懷琪有些嫉妒，於是就與知州等密謀，並上奏朝廷，說劉氏兄弟勇武過人，舊黨還散在山穀，有水旱之災，必為州郡之患，“乞用酷法殺之”。結果是劉氏兄弟八人被“活釘於市”(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
這個悲慘的事件，表麵上看是出於同僚之間的嫉妒，實際上是有著很複雜的背景的。其根本點首先是劉氏兄弟的武裝反抗不管有無理由，在當時人看來都是大逆不道的。由此注定劉氏兄弟一輩子都被看成是與朝廷對立的異類，都是壞蛋，並認為隻要有機會他們就會給朝廷製造麻煩，他們活著就要提防，所以早殺了早省事。
其次是老百姓的生命賤如螻蟻，平常說人命關天，其實在製度化(正式處決要有一定的手續，在這方麵古代還是很嚴格的)以外，草菅人命的事情時時都在發生。對待劉氏兄弟，尤為酷虐。
第三，人治就是這個樣子，或寬或嚴都是統治者一句話，不必遵守什麼規範，特別是對這些“異類”。而法治就要麻煩得多。在古代主持這種非規範的操作的官吏，還會被視為幹員，被看作是靈活幹練，沒有書呆子氣。
第四，古代通訊手段落後，許多情況很難核實。皇帝知道了也沒有辦法。
即使比較成功的招安，由於階級地位與社會地位的差距，當過“盜賊”的官員和其他官員也很難和諧地相處。宋神宗時期福建廖恩被招安之後，補右班殿直，當他在填寫自己履曆時寫道：“曆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任職以來沒有犯過錯誤)”(《文昌雜錄》)。這句話本來沒有什麼錯的，因為講的是做官以後，但“見者無不笑之”。這就是說人們永遠忘不了過去，廖恩會永遠背著“盜賊”的黑鍋。
南宋高宗時，福州“海寇”鄭廣被招安後負責統領福州的水軍，每當初一、十五到帥府站班公參時，其他官員沒有理他的，認為與自己不是一類。有一次，到了帥府，群僚正在談詩。鄭廣到了，群僚依舊，仿佛沒有鄭廣存在。鄭憤憤不平，突然站起來說：“鄭廣粗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大家一愣，傾耳靜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