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降所新來的大洋馬正從火車路基上滑下，他看見一個抱麻袋的人靠著乘降所的牆蹲著。
大洋馬說：“你靠這兒幹什麼，火車都走了。”
拉小提琴的知青說：“等明天那班。”
現在，李火焰離開蕎麥地，前麵曾經是一片苗圃，樹苗給挖走了，地凹凸不平地空著。李火焰先用兩腳，再用兩手把土地盡量撫平。然後，他坐下，想歌詞。天上的雲彩一朵一朵，像擺布安排好了的假紙片一樣。李火焰想：誰把它擺得這麼好，好像紅衛兵拉練排隊形，一律向前看齊，這麼好的雲彩，關玲金榜他們都看不著了。
李火焰摸索到一塊帶棱角的石頭，想一句就在土上寫，很快寫了巨大的一片，有起有伏，四麵連上了這一年活靈靈的莊稼。最後，他給字們包圍住。
放工的人從遠處過來，他們嘻嘻哈哈地問李火焰在幹什麼。
李火焰大聲喊：“都別過來！”
人們給一次次突然來的壞事情嚇怕了，馬上都停在一片慘淡無光的夕陽裏。
李火焰說：“別踩了，那是我寫的歌詞。”
1999年9月—2001年1月深圳
2001年2月28日鄭州改定
後記一
很多年來，我都不能忘掉我對七年農村生活的記憶（1969年隨父母下放三年，1974年作為知青插隊四年）。它自然而然地自我逐漸沉澱過濾著，在我和我的同代人這裏，它終於越來越接近客觀和真實了。
1996年，我開始準備用長篇的形式寫這段生活。在我以前，知青作品已經有了相當的數量。我感覺，二十幾年過去後，在我頭腦中最終留下來的東西和以往作家們所寫過的有許多不同。有些發生過的事情脫離了實效性，永遠值得重提。
我插隊的後期，在東北農村的一個縣知青辦編輯知青報，名字叫《一代新人》。在三年的時間裏經常下鄉，我接觸過各種各樣的知青。因此我把我的故事設定在特定的空間—方圓四十裏的一個公社，和特定的時間—一年的四個季節。在最前麵，我畫了一張假想中的公社地圖，想讓人看得更真切。
作為一個多年來寫詩的人，我的這個長篇遵循著以下幾個認識：
一、真正的生活本身經常不存在必然的關聯，它們常常自然地散布、發生著。特別在那個年代，生活中充滿了不可知。那是一段相當混沌全無條理的生活。
二、我沒有選擇一個親曆者的角度，我和每一個閱讀者一樣隻是旁觀。事實上，對於那段生活，親曆者們不隻經曆了苦難，同樣也有許多的歡快。他們自虐與虐人，被害與害人。
三、這部小說裏沒有人物的外貌描寫，我有意消解它。當我回想起那個年代，每個人的語言、服飾、環境，包括陳設幾乎都是一樣的。留下來的是一團強烈又怪異的氣息。
四、我想寫一部充滿了動作的東西。1975年，知青中曾經有這樣的流言，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小說中的心理描寫極有限，凡是“想”，我都希望它非常短促，簡單到極點。而且想者包括了人以外的其他萬物，因為生活本身是絕對公正和完全的無動於衷。人是本能地吃和睡，牛是本能地走和停，大地是本能地由綠到黃。
五、小說中的對話，我全部使用了東北方言。方言是活的，能最直接地把人帶進那個年代。
六、設置一百二十六個小的段落，每段有相對獨立的情節，看起來是散的。但是以我的理解，正是自然散碎的東西推進著我們充滿變數的生活，任何年代都如此。活著就是個大故事，不需要再編織。
這麼多年過去了。一場由幾千萬人參與的人口大遷徙，與它的親曆者們已經有了相當的距離，忘掉了也正常。但我一直認為中國70年代後期的知青生活有著相當複雜的內涵，想忘掉也難。應當有人以新鮮的手法，客觀的角度，超越某一個人某一事件，更冷靜地講述它。在大約三年的寫作中，我的目標一直就是這個。
後記二
這是一本直接寫知青的書，寫的是1975年到1976年間，北方鄉村一個方圓四十裏的區域裏的知青們。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持續十幾年，先於文革開始，晚於文革結束，涉及青年學生超過千萬。70年代中晚期，這運動正呈現著它抗拒不了的特定命運和風格，雖然看上去也有特別的“生機勃勃”，可見任何嚴酷時刻，新生命的質感都不可能被真的壓抑掉，隻是扭曲變形怪異地掙紮著呈現，想奪走人的本性隻有消滅人本身。
任何一個時代的親曆者身在其中的時候，常常很難體會平凡的日子有什麼特殊，很難有人能跳出日常生活本身去提煉它的特異和怪誕。
寫它的時候，我心裏很明確，把力氣用在細微的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借助它來還原、貼近那個年代的真實。動感、畫麵、方言、群像，隨機性，讓“死去了”的人物重新活起來，相信特定時代的荒誕和超越會被不起眼的細小們繽紛地帶出來。
所有本該存在的東西，那個時候其實都不缺，善和惡，快樂和悲哀，時尚和落伍，都以它當時特有的方式延續著。
如果有一本當年的“誠實可信”的實時記錄，比如日記，我會不加猶豫，借助或直接整理原始記錄，我的首選很可能不是虛構一部小說。但是，那個年代幾乎沒有留下真正意義上的“記錄”。曾經看過幾本當時的日記，記錄者雖然不同，風格、語言、思路出奇地相同，完全像出自同一個人，都是語錄摘抄、自我激勵、空洞抒情的集合體。一個狠鬥“私字一閃念”的時代，幾乎消滅了所有的個人，消滅了可以信賴的“記錄體”。我自己的經曆可以為例，1966年讀小學三年級，父親總抽查我的抽屜，總在嚴厲警告不能寫日記，他會查我寫在紙上的任何字跡。他常說：日記就是拱手交給別人“整你”的材料，“整你”是他常說的話。
這本書準備了好幾年，動筆時候是手寫稿，反複抄改，寫了將近三年。第一次在北京出版恰好趕上**，聽朋友說，曾在堆滿圖書的庫房裏見到有工人在看這本書，朋友有點兒不解，感覺這書的風格應該不是庫房工人的口味，但是工人說這書好看。時隔十年，它得以再版。感謝生活給我的全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