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請不要認為我是個悲觀主義者，也不要誤以為我是在為過去十年的中國抹黑，更不要由此推導出我不看好中國未來發展的結論。我隻是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隻是清醒、冷靜得有點近乎殘酷而已。沒有我的這些冷靜描述，中國的成績和中國的問題，包括中國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困惑，一樣也會存在。中國的發展經曆了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和市場經濟的二十年，無論是成績還是問題，都已深嵌於其深層的邏輯結構中。在中國改革走到十字路口的今天，我們需要的是客觀、不加任何情緒掩飾地把這些邏輯結構展現出來，並找出其中的成功因素和病理。
如何看我們的愛國主義？
這也包括我們如何認知我們集體情緒中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愛國主義。有評論曾經認為，當今世界，愛國主義已經成為各民族最重要的一種意識形態。若僅以事物的表麵和情緒表達的量化係數為觀察指標，人們可以粗淺地認同這一點。
對中國這個曾積弱貧窮，而今又迅速崛起的民族而言，愛國主義又有了一層特殊的含義，那就是：中國人民對自己的民族尊嚴，顯示出一種超乎尋常的敏感和執著；而對於未來的發展，我們又有一種超乎尋常的饑渴。凡是了解我們民族曆史的人，顯然都應該對這一愛國主義情緒抱有一種正麵的理解。然而，中國畢竟在迅速發展之中，我們的情緒如何才能跟上這種發展的腳步，在細心嗬護愛國情緒內核的同時，剝離某些茫然、盲動的成分，也已經成為我們越來越需麵臨的一個挑戰。
2009年初春，有一本題為《中國不高興》的書在中國大陸各地熱賣，並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議。該書的副標題是：“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並在封麵上印著“為國直言，替天行道”，“抽絲剝繭驅妖蛾，敢為今世開太平”等引人注目的字句。
該書認為中國內政外交正麵臨嚴峻的挑戰，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係正處於重新定義之中，中國國民的“新愛國主義”情緒也正在逐漸形成之中，因此中國目前迫切需要一種大目標、一種永恒不變的價值，甚至需要一些英雄集團來帶國家和社會走出困境。該書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或是被各種科研基金和紅包壓垮，或是在中國迅速發展過程中過於“親西方”，以至喪失了獨立地位；中國需要在自我認同、產業調整和升級、國防發展乃至國家定位方麵，有更多不同於西方的獨立視野。該書提出中國須準備與西方全麵攤牌，“有條件決裂”，並提出“持劍經商”的觀點。
有評論認為，這本書是90年代中期《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在新世紀的續集。也有國際輿論已對此予以密切關注，一如當年關注《中國可以說不》及其折射的民族主義情緒時一樣。但中國發展到今天的階段，國際社會如何看這本書及其背後的情緒似乎已不再是問題的重點。真正的重點在於：崛起中的中國人到底如何看世界？到底如何以一種既自信又理性的方式審視自己、審視別人，並定義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筆者倒是認為，《中國不高興》一書是中國發展到恰當階段的產物。所謂恰當階段，就是指中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尤其是最近十幾年的飛速發展，經濟、軍事和整體國力迅速上升，與之伴隨的是國民自信的增強，同時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也正出現過去國力下降期或改革開放初年所不可同日而語的新態勢；但與此同時，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積聚了許多內在的問題和矛盾。所有這些內外挑戰，都迫使一部分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首先開始思考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方向，並由此提出一些新的主張。
但問題是，國家處於上升期導致的大國情緒和知識分子的焦慮，其背後是否有足夠的理性精神支撐？任何一個大國在崛起期產生的大國心態，都無可非議；但大國情緒如何做到不僅僅是民族主義的代名詞？同樣，理性精神雖然源於西方，但在過去數百年人類現代化進程中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因此理性精神如何做到不僅僅是親西方的代名詞？在任何一個國家（尤其是亞洲後發國家）的上升期，民間和知識分子的內心騷動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其間必然有正常的愛國情愫和一些稍顯盲目的情緒；但若僅長期停留在騷動的層麵，顯然不是一個成熟大國的國民心態。
行文至此，又再次觸及本書其他章節多次提及的問題，即中國國民的集體精神世界的成熟程度。從以往眾多大國崛起的曆程來看，其必然伴隨幾個階段：首先是物質崛起期，其中包括經濟和軍事力量的上升，其次是知識分子的精神焦慮期。後者往往是隨著前者引發的成就與矛盾兼有的狀態而產生，其特征是各種思潮如泥沙俱下，從而使思想史上出現一段極其混亂的時期。但問題是，精神焦慮期的泥沙俱下之後，必須有一個精神洗滌乃至洗禮的過程，大浪淘沙，去粗存精，以思想啟蒙推動全民精神世界逐漸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