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麵對突如其來蜂擁而至的崇拜和榮譽，華盛頓感到誠惶誠恐並一再萌生退意。在交出了手中的“克敵製勝之劍”，回到弗農山莊務農後，他非常不願意重入政壇。這種想法使他在1789接受總統職位時，竟然抱著像“一個死刑犯步入刑場”一樣的心情。這次製憲會議，他原本也是不想參加的。隻是在各方的一再請求下，他才同意作為弗吉尼亞代表勉為其難。這是他在會上三緘其口的深層原因。當然，作為主席，過多的表態會影響代表們的暢所欲言，人品高尚非常自律的華盛頓當然知道這一點。
不過這絲毫不意味著華盛頓在會上是無所作為的，更不意味著他對於這次會議來說是可有可無的。事實上在製憲會議之前，他就曾與“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互通信息，共商建國製憲的大政方針。麥迪遜則把自己草擬的新製度大綱給華盛頓過目。因此有人認為新憲法和製憲會議實際上是華盛頓和麥迪遜密謀的產物。華盛頓雖然並不願意親自出席會議，但一旦參加，則投之以全身心。何況如果沒有他作為美利堅民族團結的象征坐在會場，這次會議弄不好真會一哄而散。相反，由於他的出席並擔任主席，製憲會議的目的便和美國革命的主題聯係起來了。這是會議的精神基礎。在後麵的描述中我們將看到，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基礎，那一輪紅日才終於能夠噴薄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