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作為動嘴的何心隱早晚要死在動手的張居正的手裏，這也就是一條可以說得通的邏輯了。
連何心隱在幾十年前就料到張居正掌權後會對天下動嘴的人下手，那麼現在張居正詔毀天下書院、進行文化專製也就不是什麼極為出人意料的事兒了。也就是說，他這時候的“操切”表現，看來也並不完全是突發的。
能證明這一點的更有力的證據是，張居正的操切，並不隻是針對下級與改革的反對力量，他甚至對他的主人、和他情同一家人的小萬曆和李太後也是操切的。
對小萬曆就不用說了，我們上一講已經詳細分析過，小萬曆在成長過程中表現出強烈的逆反心理來，可以說就是張居正和李太後的所謂“家長式”教育造成的。
張居正對小萬曆有些操切那還好說，因為小萬曆畢竟是他的學生，也是他心目中要著力培養的改革接班人。但李太後絕對要算是他的主人，雖然這個女人也依賴張居正，而且還跟張居正在情感上有著一些“說不清、理還亂”的關係，但不管怎麼說，張居正總是他兒子手下的一個大臣，他怎麼敢對向來強勢的李太後也“操切”呢？
您還別說，張居正就是有這個膽兒。
有一次，張居正最為親信的邊關大將戚繼光飛馬奔回北京城，深夜直衝到張府，拿一件棉衣給張居正看。原來，戚繼光拿來的是邊關將士過冬穿的棉衣。戚繼光撕開棉衣給張居正看，裏頭根本沒有棉花，全是一些敗絮和草絮，比那黑心棉的質量還差。張居正知道戚繼光為啥為棉衣激動成這樣，戚繼光是個愛兵如子的人，他打仗從來都是跟士兵共進退，連平常吃住都和士兵在一起。他這麼這一個疼愛士兵的人，看到士兵過冬的棉衣居然是這種次品，他能不生氣、他能不激動嗎？
所以張居正當時也很生氣，也很激動。但換了別人，生氣歸生氣，激動歸激動，這事還不好明目張膽地查，因為負責軍需後勤物資這個肥差的是李太後的親爹武清伯李偉。那可是太後的爹，皇帝的姥爺，不看僧麵看佛麵，你張居正、戚繼光再有本事，那也是給人家打工的啊！你總不能去查皇帝的姥爺、太後的爹吧！所以我說換了別人，這事沒轍兒。
可張居正不一樣，他不僅查清了李偉貪汙的事實，還把難題直接交給李太後，讓李太後自己看著辦。
李太後當時也羞愧難當，又不能真的把自己的爹繩之以法，在封建社會那是大不孝，最後隻好把李偉叫到宮裏來，當麵狠罵了一頓，然後讓他爹在外麵大雪天裏罰站，罰站完剝奪公職，在家好好呆著，別管什麼後勤了。
我們說李太後還是不簡單的，她並沒有護著她爹，對張居正的苦心也很理解。可我們說李太後這樣做是為了他兒子的江山考慮啊，她不是迫於張居正的壓力，而是迫於穩固皇權、穩固江山的考慮，再加上她不是一個糊塗的女人，所以他在“操切”的張居正麵前屈服了。
可後來，張居正死後，小萬曆對張居正反攻清算，當時有人請李太後出麵為張居正說情，李太後最終沒有出麵為張居正說半句話，隻說“當初我爹站在大雪裏，誰又為他說情來著？”
所以，李太後對張居正不是完全沒有怨氣，也就是說她也感受到了張居正的“操切”。
那麼，從李太後和萬曆皇帝開始，到張居正的親信、手下，到萬曆新政的反對派，都感受到了張居正的“操切”風格，難道張居正自己就沒感受到嗎？他要是自己也感受到了，那為什麼還要這麼“操切”，這麼極端呢？
我們說，造成張居正工作風格越來越“操切”，當然首先有兩個客觀的原因。
一是奪情事件確實激怒了張居正，尤其是在士大夫階層反奪情的過程中，大家對他的指責以及張居正自己所受的屈辱都使得張居正在性情上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這是毋庸置疑的。這種變化是越來越偏激的，所導致的工作風格也就是越來越“操切”的。
二是隨著年齡與權勢的增長，張居正的心態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惡性膨脹，我想這也是毋庸置疑的。因為這也是人之常情，你看曹操，我們說他殺楊修有這樣那樣的原因，其實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老了，隨著他稱魏王、加九錫、生前的權勢達到極致之後，他再也不像年輕的時候那樣可以唯才是舉、禮賢下士了，他變得越來越不能容人，連荀彧這樣他曾經最為倚重的大謀士，不過因為他晚年的時候勸他幾句，他就把人家殺了。更不用說楊修這種好議論是非、嘴巴上沒有把門兒的人了。
所以但凡權勢顯赫的，到了晚年沒有幾個不操切的，這也是種規律。
但我們說張居正晚年的“操切”還有幾個“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地方。
一是張居正不是不知道自己變得越來越操切了。二是張居正變得越來越操切也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
張居正在奪情事件後曾經在給好朋友的信裏坦露心聲說：“浮言私議，人情必不能免……不穀棄家忘軀，以徇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穀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書牘十二《答南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這段話主要說了三點。
一是我為國家利益，不顧個人聲譽，受到很多人的議論和批評，但批評我的人越多，我就越嚴格，越認真，絲毫不做退步，這就叫“持之愈力，略不少回”。
二是正是出於我這種認真和嚴格，我自認為才取得了一些建樹，這叫“故得少有建立”。
第三，我這種操切、嚴厲，對個人聲譽雖有傷害，但對國家卻是有利的，這叫“棄家忘軀，以徇國家之事”，要想真的做出番事業，要想真的讓萬曆新政得出巨大的成績來，恐怕在個人聲譽與國家利益的取舍之間要做一個明確地選擇，這個選擇做不好，那就意味著一事無成，意味著萬曆新政半途而廢，所以說“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也就是說隻要能對萬曆新政有利，隻要能對改革有利，隻要能對國家有利，哪怕全天下的人都罵我奪情、怨我操切，我也在所不惜！
所以我常說，張居正不僅是個有理想的人，而且是個能夠實現理想的人。他在奪情倫理風暴之後已經意識到輿論對他的不利，也意識到整個社會氛圍有可能對萬曆新政造成的不利，而萬曆新政在這個時期又剛好到了轉折還是繼續、生存還是毀滅的關口，所以他選擇“操切”，是要以一人之力把他的理想——萬曆新政的改革完成下去。因為古代的中國社會，畢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靠“人治”而不是靠“法製”的社會！
堅決求退
可我們說政治家也是人，雖然張居正為了他的萬曆新政不惜“棄家忘軀”，甚至“破家沉族”（遺憾的是，他這句話後來真的應驗了！），但當萬曆新政在萬曆八年之後開始全方位地表現出巨大的成果之後，張居正開始猶豫了。
他開始想為自己留條後路了。他覺得這九年來外除邊患、內平叛亂，考成法肅清了官僚隊伍，清丈田畝基本完成，國家賦稅大幅增加，黃河水患也得到徹底治理，大明王朝正是一派國富民強的中興姿態，這就是他萬曆新政的夢想。如今夢想實現，隻需維持下去就行了。而他，這時也就可以選擇全身而退了。
況且，在經曆了幾十年的政治風雨之後，張居正殫精竭慮，身體狀況也越來越差。所以，他開始著手讓已經十七、八歲的小萬曆來親自處理大量關鍵性政務，並提出自己要退休養病。
不料這個名叫朱翊鈞的萬曆皇帝，不僅有著強烈的逆反心理，而且還有著不為人知的約拿情結。
那麼，什麼叫約拿情結呢？
約拿是聖經裏麵的一個人，他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並且一直渴望能得到上帝的差遣。可等到上帝終於給了他一個光榮的任務，讓他去宣布赦免一座本來要被毀滅的城市的時候，約拿卻出人意料地抗拒了這個任務。不僅抗拒，他還逃跑了，來躲著他所信仰的上帝。上帝要約拿做這事兒，本來是一種很崇高、很榮耀的使命，也是約拿一直向往的，可一旦理想要成為現實，約拿反而感到一種畏懼，進而覺得自己不行，完成不了這個使命。這種麵對成功、麵對理想反而產生畏懼與懷疑的心理，就叫約拿情結。
明神宗萬曆皇帝就具有典型的約拿情結。
他和宋神宗不一樣，宋神宗遇到王安石的時候已經二十歲了，已經是成年人了，心智已經成熟了，所以他需要王安石來變法，不論成功與否，他對王安石除了信賴與感激，沒有什麼過多的心理糾結。
可明神宗和張居正的關係就不同了，他很小就是在母親與張老師的家長式教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尤其是十到二十歲這關鍵的由少年到青年的十年，他可以說是完全按張老師期望的模式在成長的。而這十年又是人生中發展最快，思想與情感也最飄忽不定的十年。他先是對張老師絕對服從，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又產生了懷疑與逆反，他逐漸認識到天下是自己的天下，並不是張居正的天下，為什麼什麼事都要由張居正來決定呢？所以他才會逆反，才會在有些甚至是雞毛蒜皮的事兒上跟張居正辯論、叫板。
現在張居正意識到了這一點，開始放手讓他來做，並提出自己要請假養病，可小萬曆卻堅決不肯。他又想起張老師的好來了，有張老師在，他隻要每天玩玩享清福就行了；要是張老師不在，那麼多國家大事，找誰去做啊？怎麼做啊？小萬曆想起來就犯愁，所以他反複下旨慰留張居正，堅決不肯讓他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