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智慧
還是在萬曆六年，也就是張居正回湖北老家安葬父親的時候，等張居正趕回老家湖北荊州之後，他在老家鋪開架勢給老父親下葬，而小萬曆和李太後在北京城翹首以待，就盼著這位張首輔、張先生能早點回來。
所以，在張居正安葬父親期間，小萬曆一連發了三道詔書，問安葬情況怎麼樣，問安葬的事結束沒有，問安葬結束了你張先生什麼時候才能動身回京啊，總之，那意思很明確，就像那句歌詞寫的——
“你快回來，我一人承受不來！”
當今皇上和太後如此依賴張居正，這讓湖北當地的大小官員都很震動，也感到無尚光榮，於是當地官員就有了一個拍馬屁的舉動——為張居正在荊州城外建立一座“三詔亭”，以資紀念。
建成之後，當地官員請張居正出席落成典禮，結果張居正當時就給這幫人澆了一盆冷冷水。他說，你們為我建這座亭子，現在看，好像風光得很。可過不了多少年，等時局變化、形勢變化了，誰還會記得這亭子是因三道詔書而起的呢？也就是誰還管它是不是“三詔亭”呢？它終將隻不過是五裏鋪上一個迎來送往的、讓人駐足歇腳的普通亭子罷了。
說罷，張居正拂袖而去，隻留下一幫拍馬屁的官員麵麵相覷地愣在當場。
我們不禁想知道，萬曆六年，剛剛經曆了奪情倫理風暴，剛剛堅定了奪情決心、要以鐵腕把萬曆新政推行下去的張居正，為什麼在這時候會有這麼消極的認識呢？
或者，我們不應該用“消極”這個詞，更準確點說，這應該是個極為“清醒”的認識。
那麼，在皇帝和太後全力依賴張居正，在整個萬曆新政完全依賴張居正，在整個大明王朝完全依賴張居正的時候，在他可以權傾天下、無所不能的時候，他張居正怎麼會有這麼清醒的認識呢？
我覺得，這就要說到張居正的政治智慧了。
我們以前提到過，國學大師梁啟超先生認為張居正是“明代唯一一個真正的政治家”。我個人是非常讚同這個觀點的。作為一個“真正的政治家”，而且是“明代唯一一個”，張居正肯定應該有極為出色的政治智慧。
那麼，張居正的政治智慧到底表現在哪些方麵呢？
我認為主要有四個方麵。
第一個，當然首先要算他作為一個改革家，根據形勢，適時地施行了名為萬曆新政的這場明代最大的改革運動。這也是張居正一生最大的曆史功績所在，所以當然能體現出他的政治智慧來。這一點，我想我們已經講了很多了，這裏不用多說了。
第二個，我以為要算他敢於選擇奪情的勇氣和決心。或者說，叫敢於把改革推行下去、堅持下去的勇氣和決心。
要知道，張居正自己也是封建時代的讀書人，也是一個以孔孟之道、宋明理學為思想根本的知識分子。奪情在名義上就是不守孝道，這算是動了孔孟之道、宋明理學和封建倫理綱常的根本。但為了改革的大業和自己的政治理想，張居正能與自己所奉行的這套倫理規範、思想信念為敵，繼而發展到與天下士大夫階層為敵，這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光這種大無畏的勇氣，我以為就可以算是一種大智慧了。
第三個方麵，我以為要算他以相權鉗製皇權的政治手法。
在封建時代，皇權實際上是淩駕於一切之上的，你看曆史所有的治世、盛世，哪有光靠一兩個宰相、四五個大臣能整出來的呢？不論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還是開元盛世、康乾盛世，隻要是治世，背後都必須有強大皇權的支持。所以諸葛亮再有本事，也整不出一個治世來，根本原因在於他的相權本質上還是完全受劉禪的皇權控製著的。而控製他的皇權正好是個昏庸的皇權，諸葛亮再有本事也就沒轍兒了。
曆史上唯一一個特例，就是張居正的時代。他背後的皇權應該也不算英明，這從萬曆皇帝完全主政後極為昏庸的表現就可看出來。但張居正不同於諸葛亮，他的相權不像諸葛亮那樣絕對服從於皇權，而是采取與皇權合作並適度鉗製的策略，這才使得他的改革得以徹底推行，使得張居正在世時的萬曆新政成為中國封建政治史上的一個奇跡。
第四個方麵，那就要說到張居正對鉗製皇權後果的清醒認識了。
當時以及後來，經常會有人評價張居正說，說他不知道自己已經功高震主、也位高震主了，說這是張居正後來得禍的根本原因。比如明代《定陵注略》這本書裏就評價說：“人知江陵威福自恣，不覺聲色卒震於幼主之前。後來之禍，宜其及矣。”這話就是說，張居正已經位高震主了，將來必將因此而得禍，可惜他自己還不覺得。
事實上，我覺得這些評價也對也不對。對在對於張居正用相權來鉗製皇權，甚至多少有點兒淩駕於皇權之上的事實認識得還是比較準確的，但他們認為張居正身在局中，當局者迷，並沒認識到這一點，那就大錯特錯了。
其實，張居正對這一點認識得很清楚，他曾經有一句特別有名的政治名言，叫“高位不可久竊，大權不可久居”。（《張太嶽集·歸政乞休疏》）也就是說一個人在政治上獨掌大權久了，雖然風光得很，但高處不勝寒，總有要出事、要樂極生悲的那一天，所以一個聰明的政治家應該在政治生涯的高潮處要知道全身而退，像漢初急流勇退的張良就是這樣的人，隻有這樣才是聰明的保全自身的方法，否則，最終等待你的，一定不是什麼好果子。
所以，張居正在麵對為他而建的三詔亭的時候，才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拒絕了這些當地官員的拍馬屁的行為，並當時就說出了自己對將來的擔憂。
但問題是，這個拒絕“三詔亭”的時間實在太早了些啊！這時候不過是萬曆六年，也就是說萬曆新政也才剛進行了一半，像一條鞭法還沒施行，清丈田畝也還未見成效，一切還談不上大功告成的時候，張居正怎麼這麼早就有了功成身退的想法了呢？
也就是說，他還沒有功成呢，怎麼就想到身退了呢？
我個人的理解是，這和我們這幾講所說的張居正工作風格的轉變有關。
操切風格
我們知道，張居正在經曆了奪情倫理風暴之後，不僅個人的生活作風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變得越來越奢華，越來越鋪張，而且工作風格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以前是“沉毅淵重”，也就是非常沉穩，可現在卻越來越“操切”了，也就是不留情麵，很極端。
你比如說，我們前麵說到的長定堡大捷的疑案中，張居正心中一句“國家利益至上”，置整個朝廷的臉麵於不顧，從上到下，從萬曆皇帝開始，到他手下的親信、部舊，甚至是左膀右臂，都兜頭澆了盆冷水。連他自己都未能幸免，他和他手下的親信因長定堡大捷所受的封賞全部革除，好些人還因此受到處罰。
所以說張居正太“操切”了的提法，並不是改革的反對派提出來的，恰好是張居正這邊兒的人提出來的。
再比如說，張居正在奪情事件之後，麵對士大夫階層的洶洶之口，他心裏也非常生氣，甚至是非常反感。但除了個人情緒的原因，張居正更認識到這種對他個人的非議極有可能會演變成對整個萬曆新政的非議。於是，張居正於萬曆七年下令詔毀天下書院。
當時的書院就相當於現在的大學，是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當時的書院既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所以在管理上並不能做到統一的行政管理。而且就算是公立的書院，因為明代士大夫階層崇尚演說與爭論，所以也是培養各種對立意見的沃土。明代文學史和思想史上一個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流派之爭特別激烈，流派也特別多，這都說明明代知識分子崇尚“君子動口不動手”的習氣。
張居正要把改革順利推行下去，最忌諱的就是士大夫之間的口舌之爭，而愛吵架又剛好是明代知識分子最鮮明的職業特點，所以張居正為了維護改革思想的統一，也為了封住別人議論的嘴巴，他開始大規模地關閉書院。
私立書院基本上不讓開，公立書院的規模也大幅縮小。而且是強製性的，沒有任何可以商量的餘地。這就為張居下留下了文化專製的惡名。
客觀地說，這確實算是“文化專製”。但張居正作為一個改革的執行者，他這樣做多少還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可他接下來為了堵住天下士人的議論，以異端邪說的名義對各思想流派進行打擊，甚至為此秘密殺害了他的同學、明代有名的思想家何心隱，這就絕對是標準的“文化專製”了。
何心隱當年與張居正同年考進士，兩個人算是同學。後來張居正考上了，何心隱沒考上。有一次，何心隱在一個朋友家裏碰到張居正，對於這位已經飛黃騰達的同學，何心隱上來就挑釁地問：“你可知太學之道乎？”
儒家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何心隱不談“大學之道”，別出新裁，來了個“太學之道”。張居正少年就特別沉穩，他最反感的就是這些故弄玄虛的忽悠，所以他根本沒搭理何心隱，隻是略帶著諷刺地回了何心隱一句說：“你是想飛卻飛不起來吧！”說完，張居正掉頭走了。
據說，何心隱當時大驚失色，對朋友說，你記著，將來此人必掌天下的權柄，而將來能殺我的人，也肯定是張居正這個家夥！
我就想了，何心隱隻是被張居正諷刺了一下，又何至於推理到幾十年後張居正一定會殺他呢？
後來我想明白了，何心隱知道自己必將是個思想家，思想家可以沒飯吃，但一定得有話說，或者說思想家的嘴巴首先不是用來吃飯的，而是首先用來說話的，用來批評的，用來議論的。而張居正必將是個政治家，政治家可以沒話說，但一定要有事做，或者說政治家寧肯多做事，而不願多說話。要是你的說話，妨礙了他的做事，那麼他就一定會做一件事——那就是讓你閉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