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巧合，本德軍士長駕機起飛並失蹤的日子，正是十月十九日這一天。看來，有時似乎偶然發生的事件，卻有必然的、重要的關聯。
如果把審視的目光放得開闊一些，不難發現，無論“二戰”期間，還是冷戰初期，在美國的世界戰略布局的棋盤上，中國一直是美國政治家相博弈時的棋子，哪怕再重要，再巨大，終歸還是一粒棋子。因此，美國海軍陸戰隊在中國的留或撤，更大程度上，是由美國的國內政治所決定。在國共鏖戰之際，主張堅決支持蔣介石與中共作戰的，是美國在野的共和黨。民主黨的杜魯門總統則有所不同，他沒有如蔣介石所指望的那樣，對南京政府全力支持。特別是當國共內戰全麵爆發、蔣介石瀕於潰敗之後，從中國的漩渦中適度地抽身，是杜魯門總統的主要策略。
青島終曲，中國不再駐紮美軍
一九四八年，恰是美國的大選年，作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紐約州州長杜威一直呼聲極高，大選前的民意調查標明，他幾乎篤定獲勝。《時代》老板魯斯的政治觀點和對中國的態度，都與杜威相同，他也力挺杜威競選總統。因此，早在七月，他就把杜威選為《時代》的封麵人物而重點推出。
美國選情，對陷入潰敗中的蔣介石，仿佛是一劑強心針，他把尋求更多美國軍事援助的期望，放在了杜威身上。對於他，轉機就在眼前。他甚至還特地派陳立夫前往美國拜見杜威，直接表示支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到美國總統選舉之中。
美國大選之日，杜威卻意外落敗，杜魯門再次當選總統。潰敗中的蔣介石，又一個期望轉眼化為泡影。這卻沒有完全打消蔣介石的求助願望。三天後，十一月九日，蔣介石致電杜魯門發出緊急呼籲。身在華盛頓的駐美大使顧維鈞，一次又一次處在外交前沿。作為外交官，既然代表著一個潰敗中的政府，他就不得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況。讀他的回憶錄，那些史實敘述，看似平實、客觀，但仍能於字裏行間讀出他的激動，讀出無法壓抑的尷尬與失望。
根據蔣介石的要求，顧維鈞十一月十日拜會美國代理國務卿洛維特(國務卿馬歇爾正在巴黎參加聯合國大會)，和遠東司司長巴特沃思。拜會完畢，顧維鈞在當天的日記裏，寫到一個令他頗感驚異和困惑的問題--蔣介石致電杜魯門時，還曾提出第四點要求--要求美國向中國派遣“一位高級軍事官員與我國政府商定軍事援助的具體方案，包括美國軍事顧問參加指揮作戰在內”。
美國海軍的青島使命，也是顧維鈞與洛維特會談的一個話題:
我問洛維特，美國政府決定對青島采取什麼政策。意思是駐青島的美國艦隊仍留在那裏還是撤退。
洛維特回答說，那要根據將來形勢的發展而定。如果中國共產黨進攻青島，美國海軍將不負防衛責任。那要由中國當局進行抵抗以保衛該市。這個原則也適用於上海或南京。
巴特沃思解釋道，美國當前在青島和上海的地位和1943年以前不同，因為已於1943年放棄了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因此，美國無權也沒有責任保衛青島、上海或中國其它任何地方。那是中國政府的責任。
洛維特說，如果中國共產黨進攻青島，應由中國人保衛它，美國海軍不能也不會參加對共產黨的戰爭。(《顧維鈞回憶錄》，第六分冊，第五百二十七頁)
對焦慮中的蔣介石來說，美國海軍青島基地軍事使命的最後確定，無疑是來自美國的又一次打擊。潰敗中，他再也沒有多的指望，手上也沒有可出的像樣的牌了。於是，在隨後出版的《時代》封麵上，我們將依次看到蔣介石的崩潰，毛澤東的凱旋……
半年後，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致電司徒雷登:“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旦占領上海，美國海軍陸戰隊立即撤離青島;如果上海打不下來，就再等一陣。”
接到這封電報十天後，司徒雷登在五月二十四日的日記裏簡單地記錄了這麼一句:“上海仍然繼續遭受共軍圍攻中。美國海軍離開青島。”
青島港外汽笛聲起，軍艦遠去。這一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美國軍事力量駐紮中國大陸的曆史，走到了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