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紅色成功，是使中國火車準點，這如同二十年代墨索裏尼時期一樣令人驚歎。上海至廣州、漢口至廣州的旅客還談到，臥鋪車廂整潔、餐車價廉物美，餐車裏懸掛著斯大林的肖像。共產黨修複了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間破壞的鐵路，與此同時，還正在修建成渝鐵路，完成這一長期的鐵路建設。
俄國人在一九四五年末和一九四六年初占領滿州期間，曾從中國運走了價值二十億美元的日本修建的重工業設備--軋鋼機、煉鋼爐(床式反射爐)等煉油廠煉鋼廠的設備。今年一月，北京宣布，俄國人開始重新安裝機器。大約同一時間，宣布一九五一年的生產目標，這可能使滿洲的產量，達到日本占領時期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時代》，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在中國新的場景裏，格外讓《時代》感興趣的是隨處可見的蘇聯專家:
在中國其他地區，經濟成效尚不明顯。政府的財經委員會負責實施計劃經濟，引進蘇聯專家來幫助紅色中國提高生產能力。在紅色力量占領後不久，上海虹橋很快就有了一大片蘇聯人的聚居區--起初，俄國人隻在自己的區域活動，現在，他們已分布到南京路等地段，做著以往外國大班們做過的事情--購物，購物，購物。在中國，俄國專家平均每月工資為七百五十美元，這些新富翁同誌，不停地買手表、鑽石、皮衣、毛衣、玉器、電冰箱。俄國顧客特別青睞美國產品。
(《時代》，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六月，《時代》再發表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內維爾的一篇電訊，以更大的篇幅敘述自中國大陸旅行後抵港人士的見聞，側重來表明蘇聯專家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諸領域的重要地位:
真誠合作。“旅行者報告說，在全中國到處可以看到俄國人。他們人數眾多，不再像以往那樣隻呆在屋子裏不讓人看到。如今，遠至南方的昆明和廣州，隨處可見俄國人的聚居區。在中國各地的火車上，都是俄國人占據頭等車廂，俄國食品開始出現，俄國劣質汽油，往南遠運到上海，在那裏，賣到一加侖四美元(這也是為什麼在這個城市裏隻剩下大約五百輛私人轎車的一個原因)。”
“成群結隊遍布全國的俄國專家，形成了新的特權大班，俄國政治活動家也在北京頗為活躍，中國的外交部常常扮演著迎合蘇聯大使館的角色，而俄國大使明顯是在中國的蘇聯最高官員，其地位無疑高過其他人，更大程度上他是唯一的‘政治代表’式的影子人物，他出席中國政治局的所有會議。從以上跡象看，俄國人即便沒有把整個中國政府搬到莫斯科，他們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直接掌控。”
“北京與莫斯科結盟，是在一九五○年一月正式宣布(應是二月--譯注)，當時，黨的領導人毛和總理周，在克裏姆林宮簽署了為期三十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中，兩個國家承諾以‘真誠合作的精神……參與所有國際行動，旨在維護和平，就所有重要的國際問題相互商量。’”
“那些在北京的高層人物，從來不會認為他們不是莫斯科嚴格的黨組織的順從者。他們所能掌握的手段僅僅是蘇聯的手段，政治局裏每個人都強烈反對西方的自由傳統。於是，指望在北京能有一個反俄的並發揮作用的圈子，在今天是難以想象的。如在俄羅斯一樣，紅色中國也是一個遍布軍人、警察、監獄和集中營的國度。”(《時代》，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