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的曆史尷尬 [下](2)(1 / 1)

夢魘李匪悲鳴。恨爹娘兩條腿少生。笑千車豕突,華爾克死;全軍鼠竄,杜魯門驚。紙虎戳穿,萬邦鼎沸,一片撤兵換將聲。誰想到,這般丟臉,太難為情!

(香港《大公報》,一九五一年一月廿二日)

與之相比,留學歐美歸來的知識分子處在一個相對尷尬的境地。對他們而言,當自己的祖國正與美國和西方作戰時,他們與西方國家的淵源關係,無疑令他們自卑、自愧,過去被視為榮耀的東西,如今隻成了沉重的精神包袱。他們與袁水拍、聶紺弩等人一樣聲討“美帝”,同樣也為前線的戰士而歡呼,但他們還必須多一些自我貶斥。早在一九四九年年底已經開始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如今,隨著掀起“反美”高潮而步步深入。一九五一年秋天,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為中心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正是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正式拉開帷幕的。

這無疑是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更為嚴峻的挑戰。無情而徹底地拋棄業已形成的對西方政治、文化的“崇拜”,在“思想改造”中告別“舊我”,重鑄“新我”,其艱難複雜的程度,實並不亞於“三八線”南北的陣地爭奪戰。

留學美國歸來的建築學家梁思成,在經曆思想改造運動之後,以極其激烈的言辭進行自我鞭撻:

我痛恨資產階級思想通過像我這樣的人,嚴重地阻礙了祖國的建設,而我就是具有這種腐朽思想的一個分子。我的罪過是不可饒恕的。我感謝毛主席和共產黨的英明正確的領導,在去年九月開始了高等學校教師學習以來,又及時號召全國人民對貪汙、浪費、官僚主義以及一切資產階級思想作堅決的鬥爭,使我逐漸清醒過來。我也感謝同誌們對我的關切和幫助,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學習;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民教師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設幹部。

(《我認識了我的資產階級思想對祖國造成的毒害》)

梁思成的這篇自我批判,是《批判我的資產階級思想》

(五十年代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書中的一篇文章。與他一起在書中亮相的,還有知識界的知名人士陳擷英、費孝通、金嶽霖、周培源、錢端升、傅鷹、侯外廬、賀綠汀等,在他們各自不同的反省中,有著與梁思成類似的剖析與表態。出版社並且明確指出,該書與兩年前出版的《我的思想是怎樣轉變過來的》一書,是一個很好的銜接。

費孝通與費正清夫婦

著名學者費孝通對美國態度的轉變,可看作一個頗有代表性的個例。

翻開費孝通的教育履曆,自大學起,每個階段均與歐美密切相關--東吳大學(教會大學)、燕京大學(教會大學)、清華大學(美國背景)、倫敦大學……他在倫敦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更是奠定了他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

抗戰後期,費孝通有了前往美國訪問一年的機會,邀請他的正是美國國務院的文化聯絡局。回國後,費孝通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寫完

《初訪美國》一書,由生活書店一九四六年六月出版,成為當年頗有影響的一本書。此時,國共內戰全麵爆發,費孝通與一群知識分子,試圖尋找另外一條學習英美體製的政治道路。書中對美國政治、社會諸多方麵並不完全認同,費孝通有自己的細致觀察和冷靜思考,但他對言論自由、民主製度的欣賞,對國民黨政權的批判,貫穿於細節的描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