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解圍戰的勝利，扭轉了國民軍自南口戰敗後的低落士氣，國民軍聯軍控製了沃野八百裏的關中平原，為其出師潼關在地理上占據了優勢，軍需供應方麵擁有了基地。孫良誠、劉汝明、孫連仲等部陳兵於渭南、潼關、藍田、商洛，準備揮師東進。但畢竟此時，這支部隊已征戰數月，急需休整，現在有了陝西這個基地，在出兵潼關前，對部隊進行大戰前的休整是十分必要的。同時，西安之圍解除後，劉鎮華統治陝西人民的反動機構，被人民革命的風暴徹底摧毀，省議會之類的禦用工具，也隨之瓦解。可以這樣說，馮玉祥及國民軍的到來，使陝西地區的革命形勢正向新的階段推進。
建立陝西革命政權
劉鎮華反動統治被推翻後，盡快建立陝西新的革命政權就成了擺在馮玉祥麵前的重要任務，刻不容緩。
1927年1月，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移駐西安。經過與各界進步人士積極籌備之後，為適應南北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需要，馮玉祥決定在西安紅城建立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
總司令部下設參謀長、秘書長、政治部、政治保衛部、總部辦公室與民政廳、教育廳、司法廳、建設廳等軍事和政治機構。委任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為駐陝軍總司令，鄧寶珊為副總司令。
特邀許多共產黨員和優秀黨員骨幹在這個政權中擔任重要的領導職務。其中有：
魏野疇，任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長(部長惠有光徒掛虛名)，並兼《新國民軍報》主編。
史可軒，任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政治保衛部部長兼政治保衛總隊總隊長。
楊明軒任教育廳廳長。
此外，王陸一、楊晚初、王授金、王尚德、葛霽雲等中共黨員也擔任了重要職務。
紅城的前身乃西安皇城，顧名思義是封建統治的場所。
庚子之亂，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西太後和光緒西遷時，曾住在這裏，早年皇城周圍戒備森嚴，百姓民眾是難以涉足此地的。
民國後逐漸廢棄，野草叢生，荒蕪不堪。1921年馮玉祥任陝西督軍時，為不使軍隊有擾民之嫌，曾在這裏設督軍署，並蓋十幾排平房駐紮部隊。紅城之所以有新的命名，是和於右任的構思分不開的。1926年七八月間，於右任受廣東國民政府之托，赴蘇聯敦促馮玉祥回國。在蘇聯期間，於曾親臨莫斯科紅場參觀，瞻仰安臥在紅場中央的列寧墓。隨後作《紅場歌》和《克裏木(姆林)宮歌》，在這兩首詩中，於右任熱情奔放而又充滿深情地讚揚了蘇聯的社會主義製度以及蘇聯共產黨，同時萌發了依照蘇聯模式進行中國社會革命，不遺餘力地投身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的決心。在莫斯科紅場的啟發下，在西安也產生了“紅城”這個非常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英雄稱號，即表示國共真誠合作，又可與莫斯科紅場相媲美。
於右任親筆為紅城題寫城名，蒼勁、灑脫而又帶著狂野的兩個大字，高懸在城牆上，顯示出這裏已是陝西國民革命的心髒所在，無不對世人產生出強大的感召之力。紅城是南北走向的長方形城池，馮玉祥所部營房設在北半部，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設在城南部。紅城有三個城門，東、南、西三處均可進入紅城，城中開辟有一個巨大的廣場。由於紅城尚無閱兵台，大的民眾集會便臨時搭建戲台。國民軍聯軍各部常在此舉行閱兵和操練。隆冬的西安，天寒地凍，但太陽升起後，廣場上還是暖洋洋的。馮玉祥要求所屬部隊，休整期間，練兵不懈。因而，各部隊的練兵活動均未停頓。每日到廣場練兵的部隊十分緊張，而且一練便是一整天，從旭日東升至夕陽西下，炊事人員直接把飯菜送到紅城廣場，各路官兵精神飽滿，殺聲陣陣，不絕於耳。馮玉祥、蘇聯軍事顧問、於右任等人不時來到練兵場上，或閱兵講話，或與士兵共進午餐，這些都給士兵以莫大的鼓舞。
新政權建立後，必須即刻統一軍政。統一軍政，首先要統一陝西及西北各地的財政，以積蓄出師潼關的物質條件，而且擺在馮玉祥及國民軍聯軍麵前的嚴重困難便是財政極端的不足。麵對陝西、甘肅等地的財政困窘，部隊籌餉艱巨的境地，馮玉祥毅然決定：“國民軍轄區域內，一切財政力求統一。”李泰棻：《國民軍史稿》，第322頁。
以保證出師潼關的財力、物力和糧秣的供應，並且采取三種方式，以解決財政糧餉問題。其一，將甘肅作為國民軍後方兵站基地，為出師潼關提供大量糧餉。甘肅素為貧瘠之地，古稱“隴中苦甲天下”，加之連年征戰和災荒已使這裏的百姓十分艱難。但此時甘肅的民眾及士紳對馮玉祥的支援卻不遺餘力，幾乎傾其所有。為了保證國民軍聯軍東征，甘肅的百姓寧可自己忍饑受凍，也要保證馮玉祥大軍東征的軍需供應。馮玉祥在《我的生活》一書中曾這樣描述過一個甘肅某縣縣長，積極為國民軍聯軍籌糧一事。“為人很有學問，做事踏踏實實，又能勤勞耐苦，那時大軍源源過境，由寧夏至平涼一路糧草最為艱難。唯獨王縣長辦得整整齊齊，使過往的大軍，得到重大的便利。”
③④馮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26頁，第529頁，第5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