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吏尚且如此，那麼甘肅的百姓又怎樣
呢?馮玉祥曾在甘肅涇川縣親眼目睹過這樣一番景象，“他們把糧食紛紛運到縣政府裏去，肩摩踵接，絡繹不絕。”“看見人民捐獻糧食，非常地踴躍。”③由此，馮玉祥無不感慨甘肅的廣大民眾，“他們實在是不惜犧牲一切以助之的”。其二，積極爭取廣東、武漢國民政府的支持。“本軍糧餉廣東定先撥60萬，已由李鳴鍾、劉驥攜到上海，以後源源接濟。”④廣東國民政府遷到武漢後，仍每月向國民軍聯軍撥付一定款項，此款雖需轉輾曲折方能送達，但對馮玉祥來說，無疑雪中送炭，多少可以解燃眉之急。其三，就地取財，即在陝西各縣征糧征餉，以滿足軍隊所需。陝西因連年戰禍，民力已盡，“全省每日收入僅得千元”。為改變陝西地方經濟的困境，馮仿照古代西北屯田的辦法，下令駐陝各軍自力更生，解決糧餉，並“撥軍馬三千匹，軍士數千人助各處農民開耕”。與此同時，開源與節流並舉，力行節約，反對浪費，提出“一分錢均是老百姓血汗，浪費一分錢即是反革命”的口號。通過這些措施緩解了財政的困難，也較為順利地籌措到部分軍餉，出師潼關，東征中原便有了一定的物質條件。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陝、甘兩省人民在生活十分艱苦、自身難得溫飽的情況下，卻傾其全部的熱情和財物支援北伐，足以證明西北地區的人民群眾對國民革命的貢獻不僅是巨大的，而且也是難能可貴的。
聚葬死難軍民
西安曾被劉鎮華圍困曆時8月之久，城內軍民彈盡糧絕，後期出現餓屍遍地，鶉衣裸葬的現象，令人慘不忍睹。圍困期間，“長安居民20萬死於此役者三分之一，自民國以來殘民以逞之事，史不絕書，無如此役之慘且甚矣”。
黃成垙：《西安圍城記》。
宣俠父曾認為：“如果十天以後再不解圍，全城就會變成一個甚大無比的墳墓了。”宣俠父：《西北遠征記》，第151頁。
關於西安被圍期間死難人數，已無確切之說，但巨大的犧牲卻是世人矚目的。如此巨大的犧牲，一方麵反映出北洋軍閥勢力對人民群眾的殘酷暴戾，另一方麵又足以證明英勇無畏的西安人民不屈不撓的錚錚鐵骨之氣。沒有西安人民苦守8個月的壯舉，馮玉祥及國民軍聯軍就難以實現其東征中原，與國民革命軍會師鄭州的戰略計劃。馮玉祥及國民軍聯軍的將士們無不為西安人民的不惜犧牲、不畏艱險的壯舉而深深地感動。為鶉照三秦人民為北伐戰爭及國民軍聯軍的崛起壯大而做出巨大貢獻和功績，緬懷在西安守城中喪生的數萬死難者，馮玉祥和於右任商定必須為這數萬無辜的生靈舉行隆重的葬禮，並應在西安設立一座紀念地，昭示後人，激勵來者。
1927年2月25日，西安的紅城廣場上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公葬全體圍城期間的死難者。是日上午，追悼會場莊嚴肅穆，氣氛凝重，雖已是初春，但寒風襲人，數萬國民軍聯軍將士和西安民眾，肅立於紅城廣場，緬懷為守城而喪生的那些英魂。追悼會上，馮玉祥首先發表講話，高度讚揚陝西軍民的革命精神，對西安民眾所做出的巨大犧牲表示由衷欽佩，高度讚揚西安堅守8月之久對北伐戰爭的重大意義，並號召全體國民軍聯軍將士以死難烈士的精神為動力，擔當起徹底推翻封建軍閥反動統治的革命任務，為爭取民族的獨立和民主而奮鬥。追悼會上，楊虎城將軍因堅守西安8個月，親眼所見西安民眾為守城而做出的犧牲，將親筆撰寫的一幅挽聯高懸於會場，“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滿三秦，怨滿三秦”。以表達他對家鄉父老和死難者的無限敬意及愧疚心情。
次日，西安軍民開始在紅城舉行負土建墓活動，全城軍民總動員，每人負一擔土，為守城期間死難者建一座萬人塚。馮玉祥、於右任、鄧寶珊等國民軍聯軍首腦及駐陝全軍將士、西安各界民眾為萬人塚負土三日。馮玉祥等人親自抬著籮筐，和年輕士兵一樣，一筐一筐地往紅城擔土，掩埋烈士們的忠骨。三日後，空曠的紅城廣場上堆起了一座巨墳。隨後，其周圍便形成了一個規模巨大的園林，人稱革命公園。
萬人塚因掩埋下西安近三成的人口，牽涉無數家庭，因而常有人來此悼念，哭泣之聲不絕於耳。當年4月的清明節，馮玉祥又號召西安各界軍民舉行為死難者的公祭活動，並在萬人塚周圍植樹造林。此後每年清明節，西安社會各界人士都會在當局的倡議下開展各種形式的祭奠活動，以緬懷死去的親人和國民軍將士。
如今，西安革命公園已成為西安市內著名的風景遊覽區，每到旅遊季節，中外遊客接踵而至，在領略西安悠久曆史文化的同時，也會駐足革命公園，沉思遐想，感受革命曆史的教育。
在西安革命公園的門口，由陝西省政府出資修建的簡介碑上，記載了革命公園的來曆：
在劉鎮華圍城期間，西安城內病、餓、戰死軍民達5萬之眾。解圍後，在馮玉祥的倡議下，組成“陝西省革命大祭籌備委員會”，選擇此處，由西安各界負土掩埋5萬死難軍民，修起兩個塚，名為“負土塚”。在兩塚之間建亭一座，高達15米，占地169平方米，命名為革命亭，以作紀念。並將周圍150餘畝地辟為公園，命名為“革命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