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旬占領福州，1927年2月占領浙江，3月下旬在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配合下占領了上海。
蔣介石親自統率的中路軍在攻克南昌後，於1927年初，即分兵二路攻取皖蘇；李宗仁指揮第七軍從長江以北出黃柏、黃山，進取安慶，之後向津浦路南端發展；程潛指揮第六軍從長江以南出景德鎮、祁門，進取蕪湖、南京。為了防止直奉軍隊南下，確保江浙戰場的勝利，北伐軍總部又令唐生智率第四、八軍沿京漢路向豫南進擊。
中路軍進展也頗為順利。3月24日南京被攻克。至此，長江中下遊和東南沿海地區均為北伐軍占領，孫傳芳集團基本被殲。
經過北伐軍的三期作戰之後，北洋軍閥中吳、孫勢力基本被殲。這種形勢，對北洋軍閥來說，已到了生死攸關的地步。
長江以北，完整的北洋勢力隻有奉係張作霖堪與北伐軍相對抗。但奉張也已麵臨窮於應付的局麵。
1926年11月11日，張作霖入關抵津。他既圖謀掌握北京政府的全部權力，又打算糾集力量，共同對付南方革命勢力。11月14日，張作霖在天津住所蔡園召開軍事會議，奉軍、直魯聯軍將領和吳佩孚、孫傳芳、閻錫山的代表參加。張作霖在會上一再申明團結北洋以圖南北的意見。會議期間，在江西失敗的孫傳芳也化裝秘密潛來天津。向奉張輸誠乞援，再三檢討過去反奉的錯誤，表示東南大局靜聽奉張主持，並行跪拜禮，化敵為友，與“少帥”張學良拜盟，認張作霖為義父。張作霖喜出望外，立即擯棄前嫌，並邀孫傳芳參加正在進行的軍事會議。會上決定：(1)奉、魯之間，由張宗昌率直魯聯軍(張宗昌與李景林的聯軍)和孫傳芳部過江對抗北伐軍，進兵東南援孫，直魯聯軍讓出河北給奉軍。奉軍張學良部由河北入河南，督促吳佩孚反攻湖北。(因吳怕奉軍吞並，聲明要張作霖隻助餉械，不必派兵。)(2)魯、孫之間，孫傳芳將蘇、皖的北部讓給直魯聯軍駐防。江南滬、杭一帶仍為孫傳芳的地盤，由孫傳芳部從浙江進攻北伐軍。(3)孫傳芳、張宗昌領銜通電擁戴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
來新夏：《北洋軍閥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7頁。
12月1日，張作霖在天津“蔡園”就任“安國軍總司令”，6日發表反赤宣言說：“吾人不愛國則已，若愛國則非崇信聖道不可；吾人不愛身則已，若愛身則非消滅赤化不可。”8日，孫傳芳、張宗昌分別就任“安國軍副司令”，楊宇霆為“安國軍總參議”。
但奉軍和直魯聯軍的南下，不僅使老奸巨滑的吳佩孚感到被愚弄，而且使孫傳芳的部下都深深地感到自己將有被奉軍吞並的危險，因而北洋軍閥內部矛盾重重，相互配合不利，這便大大有利於北伐軍的勝利進軍。
蔣介石叛變，北伐受阻
北伐戰爭的迅速進展，孫傳芳、吳佩孚直係軍閥的相繼瓦解，工農運動的普遍高漲，以及國民政府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等，極大地動搖了帝國主義在華利益。尤其是1927年年初，當北伐軍分路逼進令帝國主義國家矚目的“樂園”——上海時，各帝國主義開始了對北伐戰爭的幹涉。並在用武力直接幹涉阻撓中國革命外，還采取了分化革命陣營的辦法，尋找代理人來阻撓北伐戰爭。它們策劃了一個狡猾陰險的“反赤運動”，以便利用所謂“溫和派”(指國民黨右派)來打擊所謂“極端派”(指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從而達到繼續維護其侵略利益的目的。帝國主義國家所謂“溫和派”的首選人物便是蔣介石。
“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後，蔣介石攫取了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但隨著蔣介石獨裁野心的日益暴露，國民黨內不同派別開始集合起來共同反蔣。加之北伐初期，蔣嫡係軍隊作戰中屢屢失敗，使蔣介石陷入困境，蔣曾哀歎：“吾今日已處於楚歌四麵之中矣。”
毛思成：《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第760頁。
然而，權力欲極強的蔣介石，並
不甘心把自己已攫取到的權力交出去，麵對來自各方麵的威脅，他“會精聚神，力謀衝破重圍轉危為安之道”。遷都之爭便是他為衝破重圍，建立個人獨裁專權而挑起的。蔣介石先是主張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進而隨著武漢革命形勢的發展，蔣認為，遷都武漢不僅不能實現他的陰謀，而且會對他篡奪革命領導權、建立獨裁統治帶來更大的困難。為不使國民黨中樞落入武漢左派和唐生智手裏，蔣介石改變他遷都武漢的主張，以“黨政中央應與總司令在一起，設在前方”為由，力主改遷南昌，並利用手中軍權，脅迫途經南昌的國民黨中執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召開中央政治臨時會議，決議“現因政治與軍事發展便利起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住南昌”，待“東南底定”後再遷南京，公然挑起“遷都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