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著行囊從地道走向站台，耳邊響起火車轟鳴的聲音。望著四周行色匆匆的人們，我的腳步變得沉重而緩慢，寒風如刀一般從臉上呼嘯刮過，我捏了捏手裏的火車票，向停在站台上的列車走去。
安頓好行李，我在座位上坐了下來，順著窗戶向外眺望，想到幾天之後我將在萬裏之外的一個陌生的城市重新開始我的人生，心就不由得顫抖起來。曾經的滄桑、苦難、困苦與未卜的明天交叉重疊，腦海中的過去伴隨著我的眼淚一幕幕浮現在眼前。
我叫李曉天，哈爾濱人，幾天前我剛與妻子辦完離婚手續，隨後就踏上了這南下的征途。如果有萬分之一的機會，我都不會作出這樣的選擇，可是沒有辦法。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們國家處在急速的發展中，各種物質的需求迅猛增長，也給了很多人發家致富的機會，在全民經商的浪潮下，我毅然放棄了令人羨慕的鐵飯碗，也走上了這條路。經過多番思量及與家人、朋友商量後，我在縣城街上租了一個門麵，做起了飼料生意。那時正是農民發展養殖業的快速增長期，對飼料的需求日漸增加，加上電視裏鋪天蓋地的廣告轟炸，飼料店的生意很是紅火，經營的品牌隨著銷量的增加也日漸增多，我又開始做起獸藥代理，那也是條日進鬥金的好門路。
我的飼料店就這樣一直盈利了兩年，但是競爭卻日趨激烈，利潤也隨之開始下滑。我有些不滿足於現狀，想轉行做其他生意，於是便開始醞釀另一個創業計劃。
這時，一條門路擺在我麵前，有朋友讓我到俄羅斯去做木材生意，說白了就是倒賣木材賺取差價，將俄羅斯廉價的木材運到國內，一轉手每批至少能賺到十幾萬。我考慮了幾個晚上，和朋友約了幾個老毛子談了談。當時中俄貿易正處於“酒肉穿腸過，合同一大摞，都說要履約，就是不過貨”的階段，大家誰都不信任誰。那幾個老毛子正有一批樟子鬆在貨場壓著，聽說給現金，他們高興得嗷嗷叫，兩百八一個立方就賣給了我，我把木材運回哈爾濱，轉手給了一家木材廠，前後不到半個月，去掉費用，我和朋友兩人各分得十七萬。
初次出馬就嚐到了甜頭，我和朋友兩人湊了一百八十萬大幹了起來。他負責聯係俄羅斯那邊的木材，我則負責聯係國內的下家。或許是運氣偏向於我，第二筆生意賺的錢遠遠超過了初期的預算，於是我匆忙將飼料店交給一個同學管理，一心投到木材生意上。就這樣，我的生意越做越大，財富滾雪球般源源而來。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俄羅斯和一位朋友閑聊時發現了一個機遇，那時俄羅斯的豬肉一斤可以賣到人民幣大約二十五到三十五元，而且需求量極大。敏感的嗅覺容不得我遲緩片刻，馬上聯係各方人馬，想盡快將這個巨大的商機把握住。
很快，我與俄羅斯一個農業聯合體負責人簽好了一份協議——成立一個養殖基地，俄方出場地、人力、證件等，占公司30%的股份，我方出資金占公司70%的股份。因為投入比較大，我一時間籌不到這麼多錢，不得不與香港某獸藥公司（我以前的合作夥伴）以及哈爾濱一家銀行（當時的合作夥伴）合作。
在經過幾個月的緊張籌建後，養殖基地正式開業，但由於國內公司經常有業務需要處理，我便有些力不從心，經常是在一天之內需要同時處理每家公司的不同事務。於是，我將助理菲菲調到俄羅斯養殖基地代我管理，與她同在公司的還有我親戚的一個朋友名叫華峰，他會說俄語，由他擔任翻譯。
不到一年，養殖基地開始盈利，我也輕鬆下來，但就在這個時候，出乎預料的事卻發生了。
菲菲與華峰兩人是養殖公司的實際掌權者，我毫無防備地把一些權力下放給了他倆。但偏偏就是這兩個我最信任的人將我幾年辛苦得來的一切毀於一旦。
一九九五年十月的一個下午，國內貿易公司的經理告訴我說公司資金周轉有些問題，需要三百五十萬現金。我便與菲菲聯係，叫她先把養殖公司的資金調回來應急。誰知幾天後，貿易公司的財務又打電話催我盡快將三百五十萬元轉到貿易公司的賬上，一些供應商的付款期都快到了。我本以為那天菲菲在接到我電話後就已經辦了這件事，但財務卻說沒有。我也沒想太多，於是又打電話問菲菲，她卻不在公司。我便叫那裏的一位副總接電話，問最近有何變化，菲菲到哪裏去了？副總說沒什麼變化，菲菲這幾天沒有來公司，隻說她有一些重要的事要處理，跟華峰一起走的。
當時我第一反應就是他們是出去旅遊了，可那個副總卻告訴我，他倆可能是背著我搞到一起了。我將信將疑，便吩咐那個副總速到銀行查賬，順便轉三百五十萬到國內的貿易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