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屋裏踱來踱去，時間似乎過得異常緩慢，越想越覺得事情有些蹊蹺，再想更覺得問題嚴重了，可又無法立刻飛去俄羅斯核查，這種無形的恐慌讓我不敢往最壞的結果去想。我又拿起電話打給俄羅斯的養殖公司，那副總還沒有回來，隻能告訴員工待副總回來馬上給我電話。
漫長的等待等來的卻是最壞的結果，副總從銀行出來後立刻打來電話，說公司賬戶空了，辦理人就是菲菲和華峰。突如其來的結果讓我幾乎瞬間崩潰，來不及去思考，根本無法接受這是真的，全身軟如爛泥，隻希望這是一個夢。
我應該是無法承受這種打擊的，但最終還是拿出超越本能的毅力去麵對這個殘酷的現實，報案之後俄羅斯警方根據線索進行追查，警方從機場查到兩人已從烏克蘭首都基輔搭機至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於是警方又聯係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警局協助抓捕疑犯。也就是那次我才知道原來布達佩斯其實是兩個城市，一個是布達，一個是佩斯。等到布達佩斯的警方來電話才得知兩人已在昨日出境而不知下落。
我沒有精力去關心菲菲和華峰的下落，一心籌集資金將養殖公司救活，但是貿易公司已資金困難，錢遠遠不夠。屋漏偏逢連雨夜，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多年合作的好朋友卻冷漠地拒我於千裏之外。做木材生意的合作夥伴不願意拿出資金來挽救我的養殖公司，以前圍著我轉的親戚朋友也一個個消失無蹤。此時，我才領悟人世間的炎涼和殘忍。
我一氣之下賣掉剩下的木材給我那個合作夥伴，隻收了成本。但是，不管怎樣努力，俄方法院還是下達執行令將公司查封了。當時如果提出訴訟保全至少需要一千萬，另兩家合作方此時也如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四處尋求幫助。其實如果按養殖公司現狀繼續經營下去還是能夠用利潤去償還抵押的，但是在俄羅斯，這樣的機會卻不可能出現。一切已成定局，養殖公司倒閉了，而我還要麵對國內接二連三的訴訟。
一九九六年六月到一九九七年年底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時候。先是老婆和我分居，帶走了我那可愛的三歲的兒子和最後可能重新起步的一點資金。然後，各方債主紛紛起訴，法院查封了店麵、扣押了貨物、開走了車子……幾次由法院出麵召開的，對我進行執行的會議都因為各個債主的分配不均而作罷。我提出，各位債主是否能暫緩追債，讓我繼續經營，然後以利潤還債。但大家多數不同意，因為每個人都想多分一點，少一點損失。到後來，由於我還不起債，就開始被拘留。
一九九八年春節我就是在看守所裏度過的，直到各位債主看實在榨不出什麼油水，同意了法院的債權分配方案，我終於解脫了。
我開始思考下一步的生計，回原單位上班已經是不可能的了，我嚐試去找工作，可是在當時的哈爾濱，像我這樣有前科的人找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於是我開始籌備南下，到廣東鵬城尋找機會。
父母對我的決定很反對，但我決絕地要走，他們隻能默默地給我湊了些錢，買了一張到北京的硬座車票。
正想到這裏，列車開動，城市的輪廓漸漸遠去，我心裏一陣發酸，眼淚撲簌簌流了下來，卻隻能趴在車窗上，嘴裏輕輕地念著：“別了，故鄉！別了，爸爸媽媽！”
我在北京轉車，又在火車上熬了三天，終於進入廣東境內。但等出了廣州火車站才知道到鵬城要辦邊防證，而我沒有。我又打聽了一番，得知去鵬城管轄內的布吉和龍崗不用邊防證，而龍崗是區政府所在地，布吉是龍崗的一個鎮。按我在內地的理解，龍崗就是縣城，所以我決定去龍崗碰碰運氣。
我上了一輛開往龍崗的大巴，找到一個位子就迷迷糊糊地睡了過去，半夢半醒間忽然聽到一個聲音——“我的錢包被偷了”。我下意識地摸摸自己的口袋，這才發現屁股兜已經被割了個大口子，最後的四百塊錢已經不翼而飛。這讓我頓時覺得天昏地暗，以後在廣東怎麼生存呢？經過一番檢查，我發現在我錢包的夾層裏還有五塊錢。
車到龍崗鎮汽車站，我望著四周的景象心裏頓時涼了半截，這個所謂的區政府所在地怎麼這麼破啊？在這裏我能掙到錢嗎？我看著周圍背著包來打工的人，想想以後就要和他們一樣去工廠站流水線，心不由得一酸。
正在無計可施的時候，遠處開來一輛貨車，上麵有個胖子在喊：“誰去惠北卸橘子！兩人一夥，卸一車三百塊，管吃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