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到達吳起鎮，就聽當地幹部和群眾反映:陝北的肅反有問題。毛澤東當時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他還說:“我們剛剛到陝北，僅了解到一些情況，但我看到人民群眾的政治熱情很高，懂得很多革命道理，陝北紅軍的戰鬥力很強，蘇維埃政權能鞏固地堅持下來，我相信創造這塊根據地的同誌是黨的好幹部。”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聽取郭洪濤(陝甘晉省委副書記)、聶洪鈞(西北軍委主席)的彙報。當他們彙報到肅反的時候，毛澤東立即命令:
“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刀下留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
中央很快決定，由董必武、李維漢、王首道、張雲逸、郭洪濤五人負責審查陝北肅反案件。隨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負責人聽取五人小組的彙報。毛澤東指出:“逮捕劉誌丹等同誌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是‘瘋狂病’”，應予釋放。
毛澤東的指示傳出以後，廣大軍民奔走相告:“劉誌丹同誌得救了!”“陝北得救了!”
11月底，中央組織部召開平反大會。會上，宣布劉誌丹、高崗等無罪，立即釋放，同時宣布對戴季英、聶洪鈞的處分決定。戴季英不服氣，周恩來說:“像劉誌丹這樣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這樣的‘真革命’倒是一個沒有才好!”
陝北革命根據地，位於西北邊遠地區，經濟文化落後，交通不便，信息不靈，周圍的反動勢力相對薄弱。在蔣介石剿共的“賭桌”上，陝北不是首要的、甚至不是重要的“賭注”。當時黨中央的“左”傾路線，傳達到這裏，既困難，又緩慢。由於這些原因，陝北這塊紅色區域才得以存活下來。
陝北根據地的開創者們，能立足於本地區的實際，運用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在根據地內外實行的一套政策，都是正確的或基本正確的。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報》一篇文章指出:“劉誌丹同誌遠離中央，能從革命實踐中體會馬列主義之精髓，使馬列主義之普遍真理具體實現於西北，其方針策略，無不立場堅定、實事求是、堅持黨的正確路線，與‘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不調和之鬥爭。”
我們可以把這段話，看作是對為西北根據地的創立、發展做出貢獻的廣大黨員的評價。毫無疑問，這更是陝北根據地能存在的重要原因。
生活中常有偶然的巧合。這偶然的巧合，似乎有冥冥之中的神助。其實這不過是必然通過偶然而體現罷了。
恰巧，在1935年秋天，外部反革命勢力和內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夾攻這塊紅色土地，使之處於續斷存亡的關鍵時節，毛澤東來了!風塵仆仆地從幾萬裏以外趕來了!黨中央來了!經曆了千辛萬苦的黨中央，從塵土、泥濘和血跡中踏過來了!我們的被“左”傾機會主義摧殘得遍體鱗傷的黨中央，經過遵義會議而成熟了的黨中央，懷著“不到長城非好漢”的淩雲壯誌，來到了陝北。
毛澤東、黨中央，及時挽救了陝北這塊僅存的紅色根據地。
毛澤東說:“陝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
朱德接著說:“陝北蘇區成為我們長征退卻的終點;陝北蘇區又成為我們整頓部隊發動抗日高潮和以後發展的出發點。”
1936年4月，劉誌丹不幸犧牲了。
陝北地區的工作怎麼辦?中央西北局的工作怎麼辦?
青年時代就立誌“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毛澤東，目光所及，是整個中國，整個世界。他絕非包打天下的個人主義英雄，他堅信革命是階級的事業，是群眾的事業。在他心目中占據首要位置的是“千千萬萬”，千千萬萬的幹部，千千萬萬的群眾。一切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同毛澤東的觀念是格格不入的。
然而，毛澤東又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在“亂世英雄起四方”的局麵下，全國“揭竿而起”的大大小小山頭，又有多少?毛澤東承認這些山頭，照顧這些山頭。各個山頭的幹部對本山頭又非常之熟悉，這一點，絕非其他山頭的幹部可比。但是，毛澤東承認和照顧這些山頭的最終目的，還是消滅這些山頭，使山頭融化，全黨變成一體。
劉誌丹犧牲之後，毛澤東召集陝北的老同誌開會，征求大家的意見，陝北地區的工作，不能沒有陝北的同誌參加。
大家說，陝北的幹部，在劉誌丹、謝子長犧牲以後，按資曆，就要數高崗了。
好，高崗就高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