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古代中國自秦漢以來,中國在所謂郡縣製的製度中,官員在很大程度上是皇帝的雇員,拿工資辦事,辦不好事則被炒,當然也可能因此丟了吃飯的家夥。僅僅在這後一點上,皇帝和官員的關係,不像老板和雇員。所以,雖然清末以來,人們一直批判君主專製,批判皇帝的家天下,但皇帝自己在多數的時間其實明白,這個天下的實際主人,並不是隻有他自己。漢代皇帝就明確說,他是與二千石(郡太守)共天下,後來又說,是跟士大夫共天下。直到清代,皇帝也不敢公開說,天下就是他們愛新覺羅一家的。從治理角度,國家和亂治興衰,很大程度上要看官員的素質和能力。既然官僚體製和體製內的人,是國家政治好壞的關鍵,所以,選拔官員,就成為政治的關鍵,正因為如此,人們才會將選舉,看得這麼重要。
通過選舉,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跟考試相聯係的士大夫階層,考試的金字塔,類似於士大夫或者說士人的金字塔,這個金字塔,有機地將王朝政治和民間社會聯係到一起,民間社會,完全認可這個製度,以至於在民間的戲曲中,科舉和狀元,成為非常時髦的內容。在王朝正常運轉的時候,起到穩定作用,在王朝興替之際,誰能迅速重建考試機製,誰就意味著具有了統治的合法性基礎。
古代考試製度,所謂科舉製度的弊病,在於考試選官製度,跟學校的教育製度相捆綁,以至於扼殺了科學技術進入正規教育的可能。恰由於這個弊病,使得中國在被西方拖入近代世界體係的時刻,顯得格外的被動,當然,科舉製度也格外受到抨擊。廢科舉是中國在現代化選擇中的一種無奈,也是對自己傳統製度的一種誤讀,廢科舉導致的是傳統秩序的深度瓦解,但是新製度卻長期空位,清亡之後的長時期亂相,究其根本,跟廢科舉不無關係。民國政府在新式學校製度和文官考試製度重建上的努力,雖然有成效,但卻抵消不了傳統秩序紊亂帶來的惡果,當中國不得不走向以劇烈變革為標誌的道路時,傳統和現代的所有因素,都被放置在一個新的框架內重新安排。
新中國成立後,經過高校的全國性和實質性調整,新的全國範圍的高考製度,從某種意義上,是科舉的複興。考試具有統一的意識形態標準,考上的人,隻要畢業,就具有國家幹部的身份,設立了全國統一的考試機構,統一出題,嚴格考試程序和紀律。
無疑,新的科舉,盡管有著種種的弊病,非常不利於激發國家的創造力,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使清末以來國人在新教育體係、尤其是高等教育體係建設方麵的努力,付諸東流,但是,這種製度,對於新政權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新的科舉和與之配套的蘇式大學教育形式,能夠為新政權快速提供建設所需要的基本的技術人才和意識形態以及管理幹部。
然而,這個蘇式的官僚化、程式化的過程,被文革徹底打斷,國家的整體秩序,被嚴重破壞,而官員選拔和教育體係的秩序,則被破壞得尤其厲害。再不好的秩序,也是一種秩序,而無秩序,對於國家政治經濟而言,在任何情況下,都意味著災難。因此,文革結束後的高考恢複,對國家秩序的重建,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本書所講述的30年高考,恰是在這個意義上,進入人們的視野的。
顯然,對於在這30年,尤其是高考剛恢複幾年的人們來說,高考的意義和價值,是非同尋常的,這個製度,被賦予了原本不該有的意義,也背負了原本不該有的負擔。從製度建設角度,高考恢複,並沒有積極的建設性價值,僅僅是因為在廢墟上的重建,所以作用格外巨大,但是恰是由於這一點,這個製度本身的問題,都被遮蔽了,從清末以來人們對這種製度的反思,也被擱置。高考恢複,重建了人們對國家的信心,恢複了民間與官場的製度性聯係,重建了人才選拔的程式化機製,當然,也恢複了中國的常態的教育形式。從某種意義上,再一次將社會拉回到選舉層麵,使中國部分地恢複了選舉社會的麵目。
然而,這30年的中國,畢竟是在迅速地向西方靠攏,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這種變相科舉的製度,以及相關聯的大學體係,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愈發顯現出其無法跟世界接軌的問題,其最大的問題,是扼殺在現代社會作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創造性。從這個意義上說,高考,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再一次麵臨清末民初的困境,改革勢所難免。
馬國川、趙學勤先生編寫的這本書,用直白的語言,清晰地理出了30年高考的脈絡,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個曆史的鋪墊,這是一種反思,基於曆史層麵的反思。顯然,非常有益。作者命我這個並非專門研究教育的人做序,盛情之下,隻好應命,但願,這個不是序的序,沒有為這本很不錯的書添亂。
張鳴(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2007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