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解凍
1864年，兩江總督曾國藩攻下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之後，為了安慰士子們的進取之心，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修整江南貢院，恢複十年沒有舉行的江南鄉試。一時間江南士子奔走相告。
江南貢院建築不久修好，曾國藩特意在頭門外東西兩頭各添牌坊一座，上書“明經取士”、“為國求賢”八個大字。
鄉試於十二月二日正式舉行，傳統的“秋闈”成了“冬闈”，這在科舉史上還是第一次。
這次鄉試共有蘇皖士子兩萬餘人參加。此次鄉試放榜，共得正榜273人，副榜48人，解元名叫江璧。曾國藩得知結果，非常高興，說“江璧”二字即江南肅清之意，是指長江流域完璧歸趙。
1977年年末，廢止十年的全國普通高校招生考試在緊鑼密鼓中進行。冬天進行高考，這是中國恢複高考唯一的一次。
通過公平競爭改變個人命運，讓天下士子為之歡欣鼓舞。這一年全國共有570萬人報考，高考錄取比例29:1。翌年春天，27萬餘“天之驕子”白日放歌、青春作伴，跨入大學校門，放情擁抱“科學的春天”。
1977年:扔掉鋤頭，我們報考去!
(一)
1977年的夏天，北京的氣溫像往年一樣的溽熱難耐，誰也沒有意識到，一場涉及當年570萬年輕人命運的決策，如同地下滾熱的岩漿，在平靜的地表下奔湧翻騰。30年後，當筆者再次審視這段曆史時，心底依然萌生出股股暖意，正是這項決策的確立，已經直接影響到包括筆者在內的兩億多年輕人的人生走向。現在各個行業的中流砥柱，因了這項政策，被賦予了振翅高飛、報效國家的機會。讓我們撥開曆史的塵封的記憶，把鏡頭搖到三十年前的那個夏天--
1977年6月29日，太原。由教育部組織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在太原晉祠賓館召開。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堅持“兩個凡是”的觀點。太原會議前，教育部草擬的關於招生工作的意見，業經中央領導同誌審閱，原則同意提交會議討論。早在1971年，由“四人幫”控製，召開了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通過了《紀要》，認為17年教育戰線基本上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知識分子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在這樣一個大的政治背景下，試圖衝破“兩個凡是”的束縛，恢複統一招生考試製度，重新從高中應屆畢業生中招生，顯然阻力重重。因此，會議結束時，基本維持了前幾年的招生規定。
8月4日，教育部向國務院報送了《關於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的情況報告》。提出:“今年先在少數高等學校進行試驗，以便取得經驗，明年推廣。”“試招人數4000人至1萬人，約占全國招生總數的2%至5%。在隨《報告》附上的《關於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見》中，仍然維持了“十六字”的招生辦法。關於文化考查，《意見》提出“重視文化程度”，文化考查方法“采取口試、筆試等多種形式進行，提倡開卷考試，獨立完成”。同時提出“不要憑一次考試決定棄取”。招生製度的總體框架並沒有受到觸動。
(二)
就在教育部報送《報告》的同一天，曆經“三下三上”剛剛複出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北京主持召開了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這次會議是根據鄧小平的建議召開的，他要求從科學院係統和教育部所屬大學，各挑選15名科學家參加會議。對這些人的遴選，有三個條件:第一，參加會議的人要有真才實學;第二，要有見識敢講話，能說出東西來;第三，不能跟“四人幫”有關係。當時找有真才實學的人不容易，找跟“四人幫”沒什麼牽連的人也不容易。但是後來會議就開成了。那時候參加會的好多同誌都是“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都還戴著這樣的帽子，都是知識分子。
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四川廳舉行。參加會議的科學院係統的科學家有錢三強、張文裕、王大衍、柳大綱、林蘭英、彭恒武、鄒承魯等;教育係統有周培源、張光鬥、楊石先、蘇步青、唐敖慶、史紹熙、查全性等。此外，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科學院負責人李昌等，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副部長雍文濤等也參加了座談會。科學院的吳明瑜和教育部的劉道玉，分別代表科學院和教育部組成了會議的秘書組，負責會議的相關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