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全國教育會議通過了會議《紀要》，明令廢除高考，高校招生要嚴格堅持“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即“十六字”招生辦法)。《紀要》還提出“兩個估計”，認為建國後17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大多數教師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紀要》經毛澤東圈閱同意並以中央文件下發全國後，“十六字”招生辦法和“兩個估計”由此成為金科玉律。
自1972年開始，大多數學校恢複招生，但文化考試仍未得到恢複。而1972年大多數高校所恢複的招生，卻取消了文化考試，以家庭出身、政治表現、路線覺悟、實踐經驗等作為選拔學生的標準，對文化程度的規定則隻要相當於初中畢業以上即可。1973年的招生工作有所改進，提出要“重視文化考查”。然而，這一本事遵循了考試自身規律的正確做法，卻因張鐵生“白卷事件”而備遭指責。
張鐵生，遼寧省興城縣的一名生產隊長，在一夜之間成為全國聞名的人物。在1973年的大學考試中幾乎交了白卷:語文38分，理化8分。眼見錄取無望，張鐵生在理化考卷的背麵寫了一封信，表示對考試的不滿，同時又希望各級領導在入學考試中對他加以照顧。7月19日，《遼寧日報》發表評論:張鐵生“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這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地、發人深省的答卷”。
於是“白卷事件”引發了一場圍繞高校招生“文化考查”的大討論。其結果是，文化考查被冠以“舊高考製度的複辟”、“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的反撲”等罪名，交“白卷”的張鐵生被樹為“反潮流的英雄”。文化考查這條科學、客觀、公正的新生選拔標準，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在“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十六字”招生辦法中，“自願報名”隻是幌子，“地富反壞右”等“黑五類”子女是無報名資格的，即使是有報名資格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是“基層不敢送，領導不敢批，學校不敢收”;而後三個環節無一例外都成了“走後門”的代名詞，弄虛作假、指名選送、授意錄取、私留私送名額等各種醜態紛紛粉墨登場。盡管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現象的通知》，仍難以阻擋這股由非客觀選拔標準引發的“走後門”強流。而“走後門”的結果是，導致高等學校新生文化程度極其低下，並進而導致高等教育質量的嚴重滑坡。而且，“唯成分論”也嚴重挫傷了廣大出身“不好”青年的學習積極性。
1975年1月，文革初被打倒的鄧小平恢複工作，出任國務院副總理，開始著手對各方麵的整頓。9月26日，鄧與中國科學院的領導進行了一次談話，表達了對當時招生辦法的憂慮，他說:“大學究竟起什麼作用?培養什麼人?有些大學隻有中等技術學校水平,何必辦成大學?科學院要把科技大學辦好,選數理化好的高中畢業生入學，不照顧幹部弟。”“一點外語知識、數理化知識也沒有，還攀什麼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都有問題。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就是在這次談話之後，一句金言在社會上流行開來:“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鄧小平的意見遭到了“四人幫”的猛烈反對。他們指責高校招生是“讀書做官”的“階梯”，“擴大三大差別”、“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進而要求高校招生“砍梯子”，實行“三來三去”，即:大學新生從農村來，畢業後回農村去，當農民、拿工分;從工廠來，回工廠去，當工人;從哪裏來，還回哪裏去。高校招生走進了死胡同。他們甚至提出，“衛星上天，紅旗(就要)落地”，“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徹底趕出了中國的政治舞台。1976年10月，曆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經過十年動亂，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到達了瀕臨崩潰的邊緣，百廢待興的中國出現了嚴重的人才斷層。
1975年1月，在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身患癌症的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向全國人民重申“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方針。但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大量的高素質的建設人才從哪裏來?這個問題成為製約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瓶頸。中國這艘萬噸巨輪，就要乘長風破萬裏浪，一股關於高考製度改革的岩漿正在水下潛滋暗長，勢頭愈來愈猛，愈來愈烈，就等著一個恰當的時機破岩噴湧。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間進入了不同尋常的1977年。剛剛從夢魘中醒來的人民共和國，誰來接續上被人為斷裂了多年的現代化鏈條?等待著天下士子的，將是什麼消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