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也好，那也好，到水庫也就是一根煙的工夫……早點休息吧，星期一見。”
這就好了，到水庫我是報告過的，高鴻鵠他們的活動完全可以說是偶然碰到的，至於到了那裏該怎麼辦，看情況再說吧。
躺在床上好一陣子，翻來覆去睡不著，想起來吃兩片“安定”，到底還是忍住了沒吃。
我認識高鴻鵠，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不，初期的事，大概是八二、八三年，在省作協辦的創作學習班上。那時我剛從師範大學中文係畢業在省城二中當語文教師，非正式頭銜是業餘作家，其實隻能算個寫作愛好者。
創作學習班開班沒幾天，請了一位西裝革履的年輕教授介紹“傷痕文學”。這位教授的基本觀點是“悲哀的作品使人消沉，高昂的作品給人激勵”。
剛講到這裏，後排傳來沙啞的聲音：“教授，我能說幾句嗎？”
一聽口音就是州縣來的。我回頭看，提問者一身黑色對襟衣服，灰白頭發罩著一張國字臉，瘦高身材有點佝僂，戴一副白色眼鏡，是因為使用時間太長還是沒及時擦拭，鏡框已經有些發黃，看上去五十來歲，模樣帶著州縣的土氣。
“請講，請講。”年輕教授很豁達。
“我不同意‘悲哀的作品使人消沉，高昂的作品給人激勵’的觀點。雨果的《巴黎聖母院》是法國的大悲之作，它使人消沉了嗎？《紅樓夢》是中國的大悲之作，它使人消沉了嗎？沒有嘛！”灰白頭發國字臉的嗓子好像有點問題，使勁“噢噢”了幾聲，又往下講，“如果你的觀點成立，魯迅先生‘沒有悲哀和思考的地方，就沒有文學’的觀點，恐怕就不能成立了。魯迅先生的作品總有些悲哀的，按照你的觀點，就隻能使人消沉了。而實際上，先生的許多作品，特別是小說，含著悲意，但能使人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是號角，是戰鼓呀！”灰白頭發國字臉講得很有激情。
“什麼……請你複述一遍。”教授漲紅了臉。
國字臉複述了一遍。
“哦，我是從盧新華的《傷痕》講起的，是從《傷痕》講起的……並不是普遍地講，你曲解我的意思了。”教授有點語無倫次。後來，他又講了一通道理，但未能否定國字臉的觀點。
這事使包括我在內的一批學員眼前一亮。要不是出於對教授的尊重，我會當即站起來附合國字臉的。我對國字臉油然而生敬意。
課後一打聽，國字臉就是在《邊塞文學》和《群眾文藝》上發過稿子的高鴻鵠，沅城縣城小學的曆史教師，實際年齡三十四五歲。
後來接觸多了，我發現高鴻鵠的文學、曆史知識很豐富，說話“抬竹竿進城，直來直去”，便產生了信任感，一來二往，與他無話不談了。他給我講沅城“文革”兩派爭鬥、戀人反目成仇、同窗學友形同路人、在大街上公開打死地富反壞右分子等咄咄怪事。我則向他彙報立誌寫作的決心，有時還向他請教一些問題。學習班期間，我寫了兩個短篇，請他提過意見。他認為我的小說基本是圖解，徹底否定了，弄得我很難堪。但他講意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從不客套，這使我對他刮目相看。
三個月滿了，學習班結束了。分別那天，我拉著他走進一家掛著“文林”橫匾的小酒館。酒過三巡，高鴻鵠眼圈泛紅：“老弟，前幾天我給你講過，別看沅城貧窮落後，我們沅城一中高六七班學生素質特別好，在沅城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絕後的。要有現在這種條件，我那批同學中可以出很像樣的作家、工程師……可十多年了，大家都在為基本的生存條件忙活，沒一個像樣的。”
這是真的嗎？一個經濟、文化並不發達的小縣，為什麼會有這樣奇特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