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衣著和容貌明顯地和所有賓客不一樣，就像蘋果筐裏突然有了一個土豆。但這個土豆是歡樂的，他的大嗓門和類似於周星馳式的笑使大家不習慣，可得知他的身份後驚奇著他的坦然和幽默，又興致勃勃地與他交談。他就會說許多鄉下的和在城裏拾破爛中的奇聞軼事，他說得繪聲繪色，等大家都聽得一愣一愣的，他卻一臉嚴肅了，說一句很雅的古句，愛讀奇書初不記，飽聞怪事總無驚。於是那些教授卻感慨了，說：劉高興，你形象思維好啊，比老賈還好！他說：我在學校的功課是比平凹好，可一樣是瓷磚，命運把他那塊瓷磚貼在了灶台上，我這塊瓷磚貼在了廁所麼！然後又是嘎嘎大笑，擦了一下鼻涕，說：我是閏土！我趕緊製止他，說你胡比喻，我可不敢是魯迅，他說：你是不是魯迅我不管，但我就是閏土！
他不是閏土，他是現在的劉高興。
現在的劉高興使我萌生了寫作的欲望。我想，劉高興和他那個拾破爛的群體，對於我和更多的人來說，是別一樣的生活，別一樣的人生，在所有的大都市裏，我們看多了動輒一個慶典幾千萬，一個晚會幾百萬，到處張揚著盛世的繁榮和豪華，或許從他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裏能觸摸出這個年代城市的不輕易能觸摸到的脈搏吧。當這種欲望愈來愈強烈，告知給我的一位朋友，朋友卻不以為然：曆史從來是精英創造的，過去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現在是管理層的實業界的金融行的時尚群的叱吒風雲人物，這樣的題材才可能寫出主流的作品，才可能寫出大的作品。
朋友的話是沒有錯，但我有我的實際情況，以我生存環境和我學識才情的局限，寫那樣的題材別人會比我寫得更好，我還是寫我能寫的我也覺得我應該寫的東西吧。我在這幾年來一直在想這樣的問題：在據說每年全國出版千部長篇小說的情況下，在我又是已經五十多歲的所謂老作家了，我現在要寫到底該去寫什麼，我的寫作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我掂量過我自己，我可能不是射日的後羿，不是舞幹戚的刑天，但我也絕不是為了迎合和消費去舞筆弄墨。我這也不是在標榜我多少清高和多大野心，我也是寫不出什麼好東西，而在這個年代的寫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學作品不可能經典，那麼，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寫成一份份社會記錄而留給曆史。我要寫劉高興和劉高興一樣的鄉下進城群體，他們是如何走進城市的，他們如何在城市裏安身生活，他們又是如何感受認知城市，他們有他們的命運，這個時代又賦予他們如何的命運感，能寫出來讓更多的人了解，我覺得我就滿足了。
在一次會上，有個記者反複地在追問我：你下一部作品寫什麼呢，下一部作品寫什麼呢？我不耐煩了，說了我的計劃，不想這位記者就在報上發了消息，鬧得到處的報紙轉載，都知道我要寫進城農民工的作品了。而這時，一個陌生人，可能是讀者吧，他寄給了我一信，信裏什麼也沒說，隻是兩個紙條，一條寫著：“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一條寫著：“每有製述多用新事，並以文采妙絕當時。”這些話都是古人的話，而陌生人這個時候將此話抄寄給我，我知道這是提醒，這是建議，這是鼓勵和期望。這就讓我感動，也很緊張，有了壓力。原本動筆寫便覺得我僅僅了解劉高興而並不了解拾破爛的整個群體，純是蘿卜難以做出一桌菜的，我得穩住，我得先到那些拾破爛的群體中去。
於是，我開始了廣泛了解拾破爛群體的工作，這項工作我請了文友孫見喜先生給予幫忙，因為以前聽他說過，他的老家村裏幾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西安拾破爛。老孫也是商州人，好衝動，又極熱心，他立即聯係在西安拾破爛的一個親戚，並實話實說是我想去他們租住處看看。這位親戚第一個反應是：賈平凹？是那個寫書的嗎？老孫說：你還知道賈平凹呀，是他，他想去看看你們。這位親戚沉默了，說：他來看我們？像看耍猴一樣看我們？！老孫說：不，他不是那樣。這位親戚說：要是作為鄉裏鄉親的，他啥時來諞都行，要是皇帝他媽拾麥圖個好玩，那就讓他不要來了。
老孫把這話轉達給我，我想起了以前攝影界曾引起了一場爭論的一件作品。那個作品是一個騎自行車人在馬路上摔倒的瞬間，畫麵極其生動，藝術性非常的高，但這個作者是為了拍這張照片，特意在馬路上挖了一個洞而隱身於旁拍攝的。我告訴老孫：咱們雖然是為了更豐富寫作素材去了解他們的，但去了就不要再想著要寫他們，也不要表現出在可憐他們同情他們甚至要拯救他們的意思，咱們完全是串門。我們就去了，沒有帶筆記本，沒有帶錄音機，也沒有帶照相機，而是所有口袋裏都裝了紙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