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4月17日，打了五年官司，經曆兩次檢察院抗訴後，法院排除非法證據，馬廷新被無罪釋放。
這個事件被《民主與法製》報道，在新疆服刑的張高平和張輝幾乎同時在報道中看到“袁連芳”的名字，“毛發直豎”。張高平向監獄檢察官申訴後，張飆檢察官向河南查詢袁連芳的背景，確認與杭州袁連芳為同一人，但他之後的推動數年無果，退休前他向張高發交代，“你去找一個叫朱明勇的律師，隻有找到他，才能救你的親人”。
張高發從安徽趕去河南，帶了一隻火腿，拿編織帶緊緊捆住，用一根小木棍挑著。這隻火腿讓朱明勇心酸。“馬廷新這個案子，如果不是我辯護，如果我沒提到袁連芳，如果媒體的記者的報道裏麵，也不寫袁連芳這個細節，如果這篇文章沒有在新疆出現，如果沒有張檢，如果他們沒有再找到我，如果勾海峰沒作案或者沒被抓住，如果張高平沒看到那期節目，可能就都沒有今天這一切。”
他免費代理了此案。帶張高發去高院時，才發現之前七年的申訴沒有任何登記。他倆在高院前的台階上茫然呆坐，像個“討飯的”。
從那時起，到這個案子再審，等了很長時間。朱明勇一直存著張檢發給他的短信:“我今天就要退休了，你做這起案子不要放棄，每當夜晚，夜深人靜，我想到張高平向我哭訴，我都難以入眠。”
八
張飆檢察官，是這期節目采訪中惟一向張高平道歉的人。
他受理了張高平在獄中的申訴，調取袁連芳的資料，並向浙江高院、高檢發了至少五六次材料，希望能啟動再審。我問有回複嗎?他說比較少。我說比較少是多少呢?他猶豫了一下，說有人打過一個電話，說處理後會回複。我問回複了嗎?他說，沒有。
我問他:“也可能有人覺得，如果您是工作需要，職務行為，你發了一次就可以了，但是您發了多次，有可能就會有人覺得有壓力，這個壓力也有可能回到您頭上來，您不擔心嗎?”
他說:“我在少年時代，曾經被別人冤枉過一次。上小學的時候，有個人地裏的西紅柿被偷了，說是我偷的，叫我去指認，當時我就痛苦得流出了眼淚。我今年六十多歲了，我仍然沒有忘記小時候發生的這件事情，沒有做這件事情的人受到了冤枉以後，內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張高平對我們充滿了希望，他說檢察官是最公正的，是法律的監督機構，他雖然在訴說自己被冤枉的過程時痛哭流涕，但是他最後說的一句話是他相信法律，相信法律會給他一個公正的答複。”
這句話深深刺痛他，他一直自責:“沒有讓他在我退休之前獲得這個新生，就是沒有盼來有關部門對他這個案件進行啟動再審程序，退休以後經常想起他，總覺得心裏忐忑，每到晚上睡覺的時候，一想起這個事，他那痛苦的表情就浮現在我的眼前，我就很長時間不能入睡。他是罪犯，也是公民。”
無罪判決公布後，我問他的感受，他說到張高平痛哭著給他打電話時，忽然說不下去了，我是電話連線，聽到他的沉默，有一點不安，叫了一聲“張檢”。
他克製了一會兒，清了一下喉嚨，說“對不起大家”。
我說:“謝謝您張檢，謝謝您。”
不隻為他做的事情，也為他分享的感受，有了感受，人才被當作人對待。
九
十年十人，本不相識，命運交纏，有人死去，有人咬牙活著，有人得到盛譽。有人將他人作為工具使用，有人在無辜者哭聲中不能安眠。我們都嵌在這個世界之中，因因相循，彼此影響，直至無窮。
在再審被宣判無罪的法庭上，張高平說過:“你們今天是法官和檢察官，但你們的子孫不一定是。如果沒有法律和製度的保障的話，你們的子孫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邊緣。”
此案並非孤立，不是由一個“神探”獨自促成。公檢法的架構本已是有效的法律監督機製，它的設置本來就是要防止司法權的濫用和專斷，及時糾正可能出現的偏差。如果能夠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原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不刑訊逼供，非法證據都能予以排除，本用不著之後十年中無數的巧合才能澄清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