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勾海峰因“故意殺人罪”被執行死刑後，關於他“作案動機不明”的爭議，仍然持續很久，在臨刑前最後一次采訪中，他說自己以往樂於助人，隻是“一時暴躁”，沒有任何“劫財劫色”的動機。
能確知的事實是，勾海峰用手猛扼被害人吳晶晶後，又用坐墊套上的繩子勒被害人頸部，帶至偏僻處，“出於逃避偵查”，將她脫光衣服，頭朝下拋至三米深的窨井之中，將衣物拋入水中，此時的吳晶晶並未真正死亡，根據屍檢報告，她是因溺水合並壓迫頸部而導致機械性窒息死亡。之後，他將女孩隨身帶的一包換洗衣服扔到學校附近垃圾筒，試圖混淆偵察方向。並拿走女孩的手機，手提電腦和MP3和數百元現金，送給自己在杭打工的弟弟。而王冬案裏，錢包裏的錢也全部被拿走了，始終沒有找到。
這兩個案件的審核人都是聶海芬。
五
聶海芬，1962年出生。
當年媒體報道，2000年以來，她主辦及牽頭主辦的杭州市區重特大案件三百五十餘起，一審判處死刑的三百餘起，“準確率達到百分之百，她審核的預審案件，移送起訴後無一起冤假錯案及無罪判決案件”。
采訪中，叔侄二人都說，預審階段沒有女性提審，看過照片後都說沒見過這位女警官。但當年接受電視訪問時主角是她，講述了參與偵破“5·18奸殺案”時，如何在沒有找到任何物證的情況下，通過“突審”，讓“驚魂未定”的張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實”，進而從“細節”入手，獲得了“無懈可擊”的證據。
張高平說他惟一一次有輕生的念頭，就是看到這期報道之後。
他和侄子二人的描述中，口供是通過“七天七夜不讓睡覺”“鼻孔插煙”“跪鞋底”“打耳光”等刑訊逼供手段得到的。不過，張高平說他最痛恨的不是刑訊逼供，“也許打是沒有辦法了，他們真想破案”，他最不能接受的是被陷害。再審中認定“偵查機關違法使用同監犯袁連芳采用暴力、威脅等方法參與案件偵查，協助獲取張輝有罪供述，同時又以該同監犯的證言作為證據，直接導致了本起冤案”。
六
袁連芳，1962年生，杭州本地人，當過鍋爐工，幹過銷售，熟悉的人說他能說會道，有些文化。因為與女友販賣黃碟被判刑六年，之後被留在看守所，熟知內情的人說，“三年以上刑期的人留所服刑，隻有一種可能，就是留作耳目”。
耳目的意思是在看守所偵查情報。
袁連芳是張輝號子裏的“老大”，有煙抽，有牙刷用，有菜吃。他比張輝更熟悉案情，畫出作案路線要張輝記住，好指認現場，不聽話讓人踢他的下身。在判決書上，他還向法庭出示證明，說張輝曾“神態自若”地談及殺人經過。他的減刑書上寫多次配合警方“工作”，這些“工作”幫助他得到十個月的減刑。
我撥通袁連芳電話時，聽到他聲音遲緩吃力，查資料才知道，2011年春節，他因高血壓中風，幾個一起打麻將的人把他送到了醫院，有一陣子失去了語言和咀嚼能力。在電話裏問他案子的情況，他說不清楚，不記得，把電話掛斷。
我的同事在杭州找到他的住處，他一個人住在一個六七平米的房間裏，一個單人床，一個小桌子。鬆弛虛胖的臉，說話有些吃力，眼皮耷拉得很厲害，吐字不太清楚，沒人照顧他，他獨自住，問他這幾年怎麼過的，他說“不知道”。牆上掛著巨大的他年輕時的照片，同事再問為張輝的案件作證的事情，他指了指腦袋，說“我已經不知道了，我生了病，過去的事情不記得了”。同事說請你回憶一下，他說“不願意想過去的事，不開心”。
同事的信裏說“他雙手放在腿上，耷拉著臉坐著，臉上沒有歉意，沒有惶恐，也沒有畏縮。隻是一點生命力都沒有了，好像任何一種情緒都能耗盡他所有的精神”。
七
2002年，河南發生滅門慘案，為被告馬延新辯護的人是一位叫朱明勇的律師。馬廷新說認罪書是自己牢裏的老大袁連芳寫好，威脅讓他抄的，朱找到馬舊日的日記和其他記錄，發現語言規律和認罪書裏麵完全不一樣。馬廷新沒有什麼文化，“的得地”分不清楚，“他全部都是用“白勺的”。但在認罪書，用法都非常規範，不符合馬廷新的語言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