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不得的，公民也管不了。因為如果政府都沒有權力管，公民作為個人，又哪有這個權力呢?公民能夠做的，是管好自己。別人的事，他頂多隻能批評，其實是沒法管的。孔夫子，不是連他自己的兩個學生宰予和冉有，都沒能管了嗎?當真要管，就隻能把每個公民都變成政府或警察，滿街偵緝隊，人人派出所，一夜回到“文革”中。這，能行嗎?
睢寧之套，即中國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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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不得，公民也管不了的，正該社會來管。
能管道德的，隻有社會，也應該是社會。
事實上，我們之所以要有道德，就因為隻有組成社會，人類才能生存。為了保證社會穩定，個人安全，人類發明了道德。道德是社會成員的約定俗成，也是社會關係的維係紐帶。所以，即便將來國家消亡了，法律沒有了，道德也仍將存在。何況，社會恰恰是介於政府與個人之間的“第三者”。政府管不得，公民也管不了的，正該社會來管。社會管道德，名正言順，理所當然。
何況我們也有這個傳統，這就是“鄉民自治”或“鄉紳自治”。可惜，這個傳統中斷了。為什麼會中斷?因為基礎不複存在。所謂“基礎”，就是“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以及“宗法社會的社會基礎”。這兩個基礎都沒了，哪裏還能搞鄉民自治或鄉紳自治?
當然，這也不要緊，因為我們還可以按照現代社會的做法，實行“公民自律”和“社會自治”，仍然是“社會管道德”。隻不過，這種方式的前提，是“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和“市民社會的社會基礎”。也就是說，社會管道德，是要有基礎的。要麼，是小農經濟、宗法社會;要麼，是市場經濟、市民社會。
然而，1949年以後，我們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都由單位管著，組織管著。遇到“第三者插足”，兩口子吵架鬧離婚，也要找書記。結果，黨委管思想，政府管道德，變得很有“群眾基礎”。鄉民自治，鄉紳自治，自然“無可奈何花落去”。公民自律，社會自治，則更是少有人說，少有人知，也缺乏配套的機構和製度。睢寧縣委書記說“西方的自律和自治，在中國50年也做不到”，恐怕也是“話糙理不糙”，因為我們確實缺少“市民社會”這個中間層次。
現在麻煩了。政府管不得，公民管不了，社會管不著，我們走進了死胡同。
這當然不是睢寧一縣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的問題，睢寧不過是中國的縮影。所以，睢寧的困惑，就是我們的困惑;幫睢寧解套，就是幫中國解套。
怎麼解?隻能加強“市民社會”的建設。市民社會來自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講究“公買公賣”。這就是“公平原則”。講公平，首先得平等。這就是“平等原則”。既平等，又公平，生意就做得下去。而且，要想長期做下去，你就一要“守約”，二要“守信”。兩個都不守，沒人跟你玩。這就又產生了“契約原則”和“誠信原則”。體現“契約原則”的，就是法律;體現“誠信原則”的，就是道德。顯然，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就是“解套之手”。當然，所謂“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得是貨真價實的。
幸運的是，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市場經濟。要建設的，就是市民社會了。這當然需要一個過程，我們必須有耐心。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也不是一點事情都沒有。政府要做的，一是保護，二是服務。中國的市場經濟是有缺陷的，市民社會就更是脆弱，很需要政府的“保駕護航”。在這方麵，睢寧能不能帶個頭呢?
是所望焉。
本文部分內容刊載於2010年4月9日《南方周末》
第29版，責任編輯史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