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感興趣的是，除了不斷發表些不鹹不淡的聲明，拚了老命表示“如有巧合，純屬個例”外，這兩家“哀怨”組織的聲譽眼下可“腫麼辦”？位高權重的董事們萬萬沒有想到，高管人員的“褲腰帶”有朝一日竟成為他們“風險管理”的新挑戰。
任何公司或者組織都不必自我催眠，咬著後槽牙硬說自己的機構永遠純潔無瑕。因此，我們似乎很有必要來探討一下“褲腰帶管理術”這一重大現實課題。
要壘起“防火牆”
在這個“永遠在線”的時代，公司有必要在個人行為和組織行為之間壘上一道明確的“防火牆”。例如，要求公司任何成員的博客、微博等“自媒體”，盡量使用非實名方式，盡量“不加V”，當然更不允許“小狗公司王二貓”這種署名方式出現；如果已經加V在先，而且由於種種奇怪的原因不能更改，那麼當事人就必須在顯要位置做“個人言論個人擔，個人罵街個人頂”的免責聲明，並且嚴禁評論或發布與公司業務直接相關的信息，以免禍延組織。貴公司實在需要微博營銷的，注冊個官方微博維護一下，也花不了多少錢。否則，某個每天發表私奔之歌的ID上霍然標著“某某投資合夥人”，不滑稽嘛？某個公司董事長的微博上與匿名人士隔空罵街髒得跟公共廁所似的，不尷尬嘛？又或者，哪天睡歪了脖頸，喊一嗓子反社會的口號，估計公司就該協助調查關張大吉了。誠然，個人有私奔的自由，公司也應該有免遭羞辱的權利哇！
要設行為底線
任何機構都有義務向每一位加入組織的成員事先闡明本機構“讚成什麼、反對什麼”。在這一點上，似乎美國公司做得最好。某家全球最大的資訊公司所有新入職人員必須參加一項“反性騷擾”課程——培訓師會非常清楚地說明在本公司對性騷擾的界定，以及相應的投訴受理流程和嚴厲懲罰製度，其中“除了握手以外，兩人之間（包括同性）的任何身體接觸都可以被視為性騷擾”；“以短信、郵件、口頭等任何方式傳播黃段子都可以被視為性騷擾”；“一位男性誇讚一位女性同事‘你身材真好’可以被視為性騷擾”，“而你作為另一位男同事在場聽到了這句話而沒有製止他，也會被視為性騷擾”。據說這堂課讓很多中途加入的本土管理人員聽得“目瞪口呆”、“汗流浹背”。當然啦，我也不太能相信這家公司的年會上喝高了的同事們不會搭著肩膀挎著胳膊照張相什麼的，但是，至少通過公司的“醜話在先”，萬一當不愉快的事情發生時，組織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有理有據，尤其是對於某些管不住自己的慣犯比較有效。畢竟，胳膊擰不過大腿，為升職發財計，大部分褲腰帶還是擰不過身敗名裂的地雷帶的。
要設立道德風險的定價機製
除了不斷提出更高的業績目標外，公司似乎也有追求更高道德標準的必要。或者說，禮義廉恥四個字，就算前三個字都扔了，知“恥”還是有必要強調的，不知恥，人和畜生的分界可就隻剩下基因排序了。在任何一個國家，婚外情、性騷擾、重婚都不會被視為光彩之事，即使多情如法國人，也不過是“政治止步於臥室之外”的存而不論派。而當今中國社會之怪現象之一就是許多人對此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隨行陪伴者有之、公司重用者有之、拋頭露麵者有之，更甚者還動用公權力或者私權利為桃色的“利益相關者”謀取更大利益。這種“自豪勁兒”究竟從何而來？奇哉怪哉。對此，國內一家大型民營企業要求每一位董事會成員和高管在任職前必須簽署一項聲明：“一旦被發現有上述不當行為，立即無條件退出董事會、退出公司，並且原有股本金無溢價權，全部由公司原價購回。”這是否可以算是一種無奈的“道德定價”呢？
當她們遇到他們
一位企業家，如果同時是個男人，那麼，除非他出席婦女大會，否則在其他任何時候，都無需強調他是一位“男性企業家”。但如果恰巧是個女人，那麼，“女性企業家”五個字通常才是對她完整的介紹。我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但是假如從女權主義的視角來看，當把一位企業家進一步限定為“女性企業家”時，其實就暴露了這個群體實際上的弱勢地位和遭受潛在歧視的事實。
當然，也許這樣的事實與女性企業家這個群體自身的心理和行為特點有關。我曾經多次參加過各地女企業家協會的活動，幾乎每一次都包含了事前集體定製禮服、文藝表演、形象設計沙龍、子女教育沙龍等極端“女性化”的花絮。在一次官方主辦的全球性的女性企業家大會上，會議主辦方要求來自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必須準備一套體現民族特點的服裝以出席開幕酒會。反之，我無法想象在一個以男性為主的會議上，需要安排摔跤、健美這樣的活動來突出男性主題，或者王石和柳傳誌需要穿上一套集體定製的唐裝漢服來彰顯自己的民族特點。即使女性自身的潛意識中都認為，無論是不是企業家，女性理應肩負更多點綴世界的責任。男性企業家從來不需要證明“男子氣概”，他們隻需要追求自己的商業成就。而對於大多數女性企業家來說，除了需要像男人一樣證明自己是個合格的企業家之外，還必須證明：其實自己做女人更為拿手。也許，這就是“第二性”在商業叢林中的塑造和被塑造。所以，我甚至認為，要想成為一個更好的女企業家，首要戒律就是少參加甚至不參加女企業家紮堆兒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