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大政策內容中,印花稅的調整政策與市場同樣具有較大的關聯性。從曆年的數據統計看,印花稅調整總計為9次,其中7次為下調、2次為上調。
證券市場印花稅不僅直接關係到投資者的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體現政府的政策動向。兩次印花稅上調,幅度均為2
100點,且均在走勢強勁上升的高漲期突然宣布,顯示政府希望股市降溫、控製風險的堅決態度。所以股市恰如冷空氣突襲,立即產生恐慌性暴跌。而另外7次下調印花稅,由於體現政府救市的決心,所以對低迷的市場均有不同程度的正麵反應。但整體而言,印花稅的調整對市場短期效應較為明顯,而長期效應方麵比之新股發行及開拓增量資金的政策略顯不足,而且證券印花稅調整的幅度與市場效應正相關,調整幅度越大,市場效應也越大。
在六大政策內容中,製度性改革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內容。關於股權分置改革,曾經曆了國有股減持及暫停國有股減持的試驗,為此市場付出了暴跌暴漲的慘痛代價。然而,新興加轉軌的中國股市要走向國際化、法製化的健康穩定的發展之路,要真正走向全流通時代,真正發揮資本市場的資產優化功能,就必須解決股權分置結構中的瓶頸。因此,在經曆了4年半熊市之後,國務院終於批準了股權分置改革,並由此引來了一場長達2年的製度性改革的牛市,可見凡牽涉到股市重大製度性改革的政策,必然會在股市中引起極大效應。
輿論導向雖然不是直接的政策,但是其往往反映的是政府態度,具有一定的政治高度和深刻的曆史背景,所以是政策的風向標,尤其是中國特色的《人民日報》評論文章及新華社特約評論員文章。以1996年12月《人民日報》特約評論文章《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和1999年6月16日《人民日報》特約評論文章《堅定信心,規範發展》為例,這兩篇文章前壓後抬、前倨後恭,態度截然相反。前篇文章針對1996年的大漲行情,認為存在嚴重的投機行為,必須提醒注意風險。而後麵文章卻對1999年5月19日開始由低迷轉入上漲的行情肯定為不是投機,而是恢複性行情。這兩篇文章的策劃者其實是同一個人--前證監會主席周正慶。據其回憶,1996年時他擔任國務院證券委主任,麵對投機性越來越嚴重的1996年瘋漲行情,他感到必須提醒投資者注意市場風險。而1999年由於市場持續低迷,投資者深套嚴重。此時已作為證監會主席的周正慶,感到證監會有責任必須關心投資者利益,並對市場不正常的走勢進行適當幹預。於是他組織撰寫了一份政策建議書,其中包括:(1)解決券商融資渠道;(2)允許部分具備條件的券商發行融資債券;(3)擴大投資基金試點;(4)搞活B股市場等六項政策。此份建議不僅經有關部門討論,國務院也進行了討論,最後由國務院總理和副總理批準。消息傳出後,便引發了“5·19”行情。在上升行情產生後,有人認為投機性再度泛濫並存在政府幹預市場之嫌,在這種背景下,周正慶親自主持寫了這篇文章,並經三次推敲後上報國務院。領導閱後稱寫得挺好,有理有據,很能說明問題,並批準在《人民日報》發表。可見《人民日報》作為官方喉舌,其意義非同尋常。除《人民日報》評論文章之外,新華社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往往也舉足輕重。現任新華社副總編的吳錦才先生曾是1992年9月28日《關於中國股市的通信》策劃者。他說這篇文章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召集有關負責人研討而成,朱鎔基並親自改動了30餘處,表明了中央對股市“要堅決試”的鮮明態度,起到了統一政治認識的作用。新華社是黨中央國務院直接領導下的國家通訊社。所謂通信,是一種符號性文體,專門用於社會的敏感問題、熱點等重要文章。因此2008年7月1日,新華社再次發表《關於中國股市的通信》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後,市場雖然從2007年10月上證指數6
124點持續暴跌至2
566點,處於極度低迷時期,卻依然從文章中提振起信心,指數出現持續6天的反彈,達到2
952點。而1996年12月的《人民日報》社論《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和199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堅定信心,規範發展》,同樣引發了市場相應的共振。這些都表明重要媒體的重要文章與市場走勢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