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媒體導向隻能屬於一種政策的導向、一種政府的態度,不能代替市場的趨勢。人為的力量與市場內在運行規律的動力,並不是一致的。從媒體導向到趨勢轉變之間,還需要一個時間段,需要一個量能的積累。如1996年12月從媒體導向指出當前行情存在嚴重投機行為、必須注意風險開始,市場走勢從1
248點一下暴跌至856點,此後經過10個交易日,又步入上升趨勢,並創出1
510點新高。直至政府采取一係列政策,被市場稱為下達十三道金牌之後,方步入長達兩年的調整。而1999年6月16日《人民日報》明確指出當前是恢複性的上升行情。然而市場僅在文章發表後上升了10個交易日便依然延續了原有的下降趨勢。同樣,新華社2008年7月1日發表了《股市完全可實現穩定健康發展》的《關於中國股市的通信》文章,並在此後又連續發表中國股市七論,但是市場僅產生6天反彈,此後再次陷入向下調整的趨勢,直至上證指數跌至2008年10月28日1
664點,方止跌企穩。因此在分析媒體導向對市場的關聯性時,必須重點關注短期效應,以及在累積效應下的長期效應。
貨幣政策與宏觀調控之所以被列入政策的六大內容之一,是因為雖然貨幣政策及宏觀調控一般不是針對股市,且與股市的關聯性不發生直接的作用,但其屬於股市的大背景,屬於股市大勢趨向的基本因素,因此,同樣會間接或滯後性地對股市產生傳導影響。盡管從中國股市18年曆史軌跡分析二者的關聯性尚不明顯,但是隨著從新興加轉軌的股市逐步向國際化、法製化的成熟股市發展,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將越來越對股市產生密切的影響,同樣,股市作為經濟“晴雨表”的功能也必將日益優化。因此研究分析貨幣政策及宏觀調控在中國股市曆史演變中的關聯性作用,無疑是看市之道的重要內容之一。在貨幣政策中,重點選擇一年期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的變化;而在宏觀調控中重點選擇國民經濟增長率(GDP)和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的變化。選擇這三大指標恰如把握住貨幣政策與宏觀調控的脈絡,從三者各自與股市的關聯性及三者聯動對股市產生的關聯性中,可以探索出其中一些規律性的思路,這對於大勢分析是十分有益的。
GDP、CPI及利率與市場關聯性分析
GDP是宏觀經濟中最重要的統計數據,被國際社會公認為衡量一國經濟發展狀況的重要指標之一。從1991年至2008年與股市相關聯的這18年中,GDP增長率波動可分為四個波段。第一波段為1991年至1992年,GDP增速從上升至,而股市總體走勢是相對應的,上證指數從100點升至780點。但這期間卻經曆了長達10個月的下跌調整,上證指數從1
420點直落至386點。在第二波段中,從1993年至1999年,時間跨度長達7年,GDP從14%逐年回落至。然而,上證指數仍保持總體升勢,從780點上升至1
366點。盡管大勢與GDP背離,但是這7年中隻有1993年前7個月與GDP同呈下降趨勢。此後便連續三次創出曆史新高,分別為:1994年9月的1
052點,1997年5月的1
510點和1999年6月的1
756點。第三波段也是一個長達8年的長周期,GDP從2000年的逐年遞增至2007年的,上證指數也同步上升,從1
366點勁升至5
261點。然而在這8年中卻經曆了從2001年6月至2005年6月長達4年的熊市。就是在這4年熊市中,GDP卻依次為、、10%、和,依然處於上升周期之中。第四波段從2008年開始,GDP快速下降,上證指數也開始一輪股災式的深幅調整。但是否始終保持同向運行卻難以確定。從前三個波段尤其是第二個與第三個完整波段分析,GDP走勢似乎與股市走勢既非正向關係,更非成正比。也就是說在國民經濟增長的背景下,股市未必上揚;同樣,在國民經濟增速滑落的背景下,股市也未必下滑。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並非存在著影竿相隨的關聯效應。這種股市大勢與GDP關聯性差的現象是否是新興市場的特征,以及與成熟股市的差異還有待論證。但是有一點必須引起重視,這就是當GDP增速出現拐點時,股市卻提前半年開始反映。如1993年GDP從1992年的滑落至14%,此後連續出現長達7年的增速下降周期。而股市在1993年2月上證指數1
558點就開始下滑,直跌至1994年7月的325點。又如2000年GDP從1999年的上升至,此後產生連續8年的上升周期。雖然2000年GDP數據尚未公布,但股市在2000年1月便開始拉出7根月陽線,預示著中國經濟一輪新的增長周期開始。同樣2008年的暴跌,似乎股市已提前預示當年GDP的大幅回落。可見股市對GDP的領先預示作用,值得作為大勢分析的重要參照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