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吳世恭就記得陝西農民造反軍隊中有位牛人——闖王李自成了。
既然打得過李自成，那麼洪承疇肯定也是位很有能力的軍事統帥了。所以吳世恭就把洪承疇的名字給牢牢地記住了。
不過吳世恭也有些納悶，現在的邸報中，怎麼闖王的名字叫做高迎祥呢？而李自成卻變成了闖將了呢？反正這個問題也難以搞明白，也就暫且擱置吧。
另一點推測就是：洪承疇的立功，已經引起了崇禎皇帝和朝廷的各位大臣的猜忌和防備。因此，他們並不給洪承疇以授權，讓他可以帶兵進入山西剿滅農民造反軍隊的主力。
鄭淩當然也提供了相當多的證據，而且這些證據也都是來自於邸報中流露出的蛛絲馬跡的。吳世恭一看以後確實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確實如鄭淩所推測的一樣，洪承疇這隻老虎現在卻被明朝朝廷捆在了陝西境內，不能夠跑出來啦！
吳世恭是不知道，這其實有些冤枉了崇禎皇帝，而做出這些安排的正是新任首輔溫體仁。溫體仁現在正處在春風得意的時期。他與崇禎皇帝也處在蜜月期。
我們已經知道，溫體仁是位一心為“國事”的人。不貪財好色、不結黨營私，在道德上堪稱楷模，因此，任何政敵都難以抓住溫體仁的小辮子。
當然，溫體仁的“國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鞏固自己的首輔地位；第二位的就是迎合崇禎皇帝；到了第三位，才是真正的國家大事。
並且溫體仁還是位權欲相當強烈之人。雖然洪承疇的威脅還比較遠，但是溫體仁依然要未雨綢繆。萬一洪承疇出兵山西把農民造反軍隊全剿滅了呢？那一定會酬功升任兵部尚書的。甚至可能超拔入內閣。
而有了軍功在手，洪承疇就很可能威脅到溫體仁首輔的位置。還不如現在讓洪承疇老老實實地待在陝西，讓其他的官員分潤一些功勞吧。
不過吳世恭肯定不會知道這些高層的隱秘事，他的官職也太小。廟堂上也沒有吳世恭插嘴的地方，現在明白了鄭淩的這個推測以後，也派不上什麼大用場，無非是讓吳世恭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罷了。
但是，鄭淩的另一個大膽推測就對汝寧軍是至關重要了。
通過邸報所知，現在在山西的農民造反軍隊的情況並不是太妙。
崇禎五年十二月初七日，臨洮總兵曹文詔奉命和部將馬科、曹變蛟等人一道，帶領“逐一挑選、屢經戰陣”的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甘肅慶陽開拔，經潼關渡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賊聚等處。轉至平陽、潞安一帶各賊四犯地方”
明廷對剿匪首席劊子手曹文詔部入晉會剿，寄予了很大希望。崇禎皇帝親自批準給曹文詔先加升一級，授權“節製秦，晉諸將。”而馬科、曹變蛟等也分別升官以資鼓勵。明朝朝廷希冀把陝西的戰果擴大到山西，一場圍殲山西起義軍的戰鬥就要開始了。
而為了對付鏖集山西的明軍。農民造反軍隊采取了避實就虛的策略。崇禎六年正月，他們東跨太行山進入畿輔地區。出現在順德（今河北省邢台地區）、真定（今正定）兩府境內。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
為了堵禦農民造反軍隊進入畿南平原地帶。保護京師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調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會同保定總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備道盧象升和山西官軍夾剿。
在同明軍作戰中，農民造反軍隊充分發揮了流動作戰的優越性。他們在晉、冀、豫三省接境地區不斷轉移，避開官軍的重兵，相機出擊。這就使官軍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這裏所說的河南地區是河南省黃河以北的地區。而吳世恭的汝寧軍認為農民造反軍隊進入的河南，為河南省黃河以南地區。因此。這兩個概念是不同的）。
這一打遊擊戰，明朝朝廷內的矛盾也激化了。兵部指責“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揖賊使入，不得無罪。”而河南的士紳們（這些士紳背後站著的都是河南地方官員）向朝廷請求，由三邊總督洪承疇兼管山西、河南軍務。
雖然兵部同意了這個方案，認為可以統一事權，防止各省互相推諉，便於全麵部署對農民造反軍隊的圍剿。而且兵部還建議洪承疇移駐三省交界的潼關，監製山西、河南二巡撫和曹文詔、鄧玘、張應昌三總兵。
可是，在首輔溫體仁的勸說下，這時崇禎皇帝還是不願意讓臣下掌握較大的權力，沒有同意這個方案。
崇禎皇帝把起義軍活躍於三省歸咎於官軍作戰不力，所以派太監陳大奎、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為內中軍，分別出任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四鎮的監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