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有人撥通憲兵隊的熱線電話，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昨天，一個相貌酷似通告中“拉努奇”的男人在蘑菇農場迷路，向當地居民求援。我幫助他離開了農場——不，他沒有攜帶包裹。”根據來電者的陳述，這個疑似拉努奇的男子出現在蘑菇農場的時間，是在肇事司機擺脫奧貝爾夫婦追趕數小時以後。如果二者是同一個人，時間上完全來得及，表明拉努奇夾著“大包裹”逃進農場，在那裏丟棄包裹，然後兩手空空地逃離。這意味著什麼？所有人都明白，瑪麗脫險的概率已經微乎其微了。
經過一天一夜的搜索，人們於6月5日在農場某處發現一件紅色套頭衫，在紅衫旁邊找到了瑪麗的遺體。這具小小的身體傷痕累累。凶手對這個手無縛雞之力的8歲女孩捅刺15 刀之多。瑪麗的父親皮埃爾參加了搜索，第一時間目睹女兒的慘狀，痛不欲生，當場暈厥。
最終嫌疑人拉努奇被捕。
最初，他承認作案，並畫出綁架現場的地圖、供述凶器放置位置，均與實際情況相吻合。但不久他就翻供，否認一切指控。拉努奇辯稱，他能準確畫出綁架現場地圖也好、供出凶器遺留位置也罷，都不能證明他是加害瑪麗的凶手。意思大概是指辦案人員或許會故意誘導他做出上述供述。警方問他為什麼在撞上奧貝爾的車之後要駕車逃逸？他回答說隻是害怕吊銷執照、影響工作。
客觀上也的確有幾個事實有利於拉努奇：第一，作為第一目擊證人、瑪麗的弟弟，讓對嫌疑人和涉案汽車的指認存在偏差。拉努奇和另外一些人在讓的麵前站成一排供辨認，讓沒有認出拉努奇。小男孩說：“叫我幫忙找小黑狗的先生不在這裏。”
辨認汽車時，讓指向了其他車輛，而沒有指認拉努奇的標致304。
第二，凶手拋棄在瑪麗遺體旁的那件紅色套頭衫與拉努奇的尺寸不符。
不過，最終的判決並未將上述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拉努奇。這樣的結果也不難解釋。讓年僅6歲，剛剛遭受巨大的精神打擊。他去停車場辨認車輛時，各路媒體記者在他的周邊圍成人牆，無數鎂光燈齊閃，把他嚇成了驚弓之鳥。成年人在相同的處境下尚且有記憶錯亂的可能，何況一個小男孩？他指認錯誤也情有可原。至於紅色套頭衫，該類型衣物一般都有一定的彈力，小一點就繃緊了穿，大一點就穿個寬鬆範兒，所以尺碼不符並不能否定拉努奇的嫌疑。
1976年，拉努奇被處以極刑，采用法國傳統的處決方式——斷頭台。但由於當時不具備DNA鑒定、織物纖維鑒定等技術條件，不能通過檢驗拉努奇身上附著的衣物纖維與紅色套頭衫的纖維是否同一、紅色套頭衫及凶器上是否有拉努奇的DNA等手段完善證據鏈，前述疑點一直未能排除。在法國社會“廢除死刑”的運動浪潮中，該案件不斷受到質疑。1978年，法國作家吉爾斯•佩羅（Gilles Perrault）以該案為原型發表超級暢銷書《紅色套頭衫》，進而改編為電影上映，風靡一時。法國的“廢死”運動者把6歲男孩讓的錯誤指認當作最有力的依據之一，反複強調拉努奇或為冤死，以佐證廢除死刑的必要性與正當性。紛擾喧囂中，年幼的讓承受著沉重的心理壓力。
“拉努奇無辜論”激怒了受害者瑪麗的父親皮埃爾。終其一生，他都在與之進行激烈的抗爭。他5次起訴《紅色套頭衫》的作者佩羅，數次闖入馬賽的書店，把《紅色套頭衫》一本接一本地撕碎；他衝進佩羅的簽售會現場，掀翻展位、把書扔滿一地，又召集相識的記者，當眾燒書；他甚至以“炸影院”相威脅，要求上映電影《紅色套頭衫》的影院撤檔……
1981年，法國終於廢除死刑。然而“紅色套頭衫”案的餘波卻沒有止息。看似平靜的水麵下，新的慘案已開始醞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