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部來了個老年人一
曾淩是提著個大旅行袋到組織部報到的。
三天以前，曾淩接到電話，要他馬上到組織部來，當時曾淩的職務是鑄造分廠的黨支部書記。他與分廠長打了個招呼，要了輛限在廠區內行駛的電瓶車，匆匆趕往總廠的辦公大樓。
電瓶車司機老李是個老黨員了，與曾淩很熟，說起話來無拘無束的：“老曾啊，這年終歲末的，組織部召見，恐怕要調防了吧。”
“管他呢，反正是身不由己，說實話，我還挺舍不得這個分廠呢。”
“這個分廠好什麼，又苦又累又窮，不過說回來，這裏的人倒是挺不錯的。”
曾淩在鑄造分廠當黨支部書記已經有三年了，按照慣例，基層幹部每年調動三分之一，三年調一次防也在情理之中，在接到組織部談話通知之前，曾淩也隱隱約約聽到了些來自非正規渠道的消息，看來調防的時間是已經到了。
從分廠到總廠大約有一公裏路，電瓶車開了不到五分鍾就到了。總廠辦公樓裝修的格局有點象賓館的大堂，雖說不上豪華，但可以看出有點往那個方向靠了，曾淩穿著一身工作服走進這個辦公大樓，倒有點象做保潔的勤雜人員。
他乘上電梯，來到了位於九樓的組織部，等著他的是組織部長吳衛星和黨委副書記邱一慶。
在一張小會議桌旁，邱書記坐在正座，上手是吳部長，下手的位置是專門留給被談話人坐的。看來，曾淩不是第一個被談話的，也不是最後一個，老李的話是對的，調防是年底的一件大事。
曾淩沒等部長開口，就在那張空著的椅子上坐下了。三年以前，他也是坐在這張椅子上被子告知要到最苦最累最窮的鑄造分廠去當書記的。
“老曾啊，今年五十多了吧。”邱書記首先提了這麼個問題。
曾淩心裏明白，對五十多歲的人來講，談年齡是最敏感的。因為這是無可爭議不容辯解的事實。
“時間過得真快啊，一晃我們都有五十多了。”邱書記接著說，邱一慶是1950年國慶節出生的，父母給他取了這麼個名字，以至從小學到中學到工作單位，幾乎人人都知道他這名字的來曆，自然也可以由此推算出他的準確年齡。曾淩比邱一慶大三歲，已經五十三歲了。
“是啊，我都五十三歲了。”曾淩知道，不管是否接茬，結論是早就定下的，談話也隻不過是例行一下公事就是了。
“我們廠的幹部年齡確實高了些，而且還有每年自然增長的趨勢，這次總廠下了很大的決心，要讓一批老同誌從崗位上退下來，讓一批青年人充實到各級崗位上去，咱們搞黨務工作的先帶個頭，搞管理的搞科技的也逐步退。
我們這個年齡再在一線摸爬滾打也不是個長久之計了，是吧？等到下一屆黨委改選時，我也要退出了。”
邱書記說的是真話。曾淩雖然在分廠工作還算順利，但畢竟在一線分廠，不得不付出很大的精力，雖然沒有想過現在就退下來，但也意識到了，退下來是早晚的事。
“至於退下來的同誌的工作安排嘛，組織上是有考慮的，特別是對你的工作安排，是經過班子反複討論的，你是老同誌了，有工作經驗，文化也不低，就留在組織部工作吧，再說組織部的小龐在機關的時間也不短了，這次想讓他到基層去鍛煉鍛煉，壓壓擔子。今後我們在一起工作，可以形成互補，是很有利的。”
吳衛星說的也是真話，雖然有些套話，但相當誠懇。
組織部長吳衛星，從他的名字就知道是五十年代末的產物，現在也四十多歲了。雖然他有著黨委組織部長的顯赫頭銜，但實際上整個組織部也就隻有那麼一官一兵。現在幹事小龐要提升了，曾淩要從崗位上退下來，組織部正好是個階梯，再說吳衛星身邊也離不開一個跑腿的。他當組織部長也有十多年了，黨委改選了三次，分管書記換了五個，幹事也從最多時的五個減到目前的一個，但吳衛星的組織部長是巋然不動的。
麵對邱書記和吳部長，曾淩知道事情已經定局了，再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了，況且在分廠當黨支部書記也確實是個相當苦的差使。他十分坦然地表示，既然組織上作了這樣的安排，就愉快地服從吧。
從組織部出來，曾淩不能說一點都沒有失落感，但更多的是輕鬆感，畢竟不必再為產質量的事、安全的事、下崗分流的事、工資獎金的事煩心了。
接替曾淩當鑄造車間黨支部書記的是小陳，他原來就是曾淩這個支部的書記助理，他們之間的交接工作很簡單，隻化了一天時間就完成了。
第三天，曾淩特地從家裏帶了個大旅行袋來，把辦公桌抽屜裏的東西全部裝進了旅行袋，塞得鼓鼓囊囊的，隨後坐上分廠的電瓶車，向總廠辦公樓駛去。
開車的還是老李。
“老曾啊，升到組織部去了？”
“不，應當說是退下來了才對。”
“管他那麼多幹嗎，隻要有個吃飯的地方就行，無官一身輕嘛。”
也許真到了該輕鬆一下的時候了。
二
組織部的辦公室是一個套間，裏間是部長的辦公桌，另加一個小會議桌，可以開些小會或找人談些不便在公開場合談的事情。
外間原先有五張桌子，現在隻剩下三張了，這三張桌靠牆排成一列，麵對著房門，三張桌子中，固定有人用的隻有一張，其餘的兩張，是臨時有人借上來搞些突擊性工作時才用，平時是空著的。與裏間相比較，很明顯，外間是接待兼傳達用的。
曾淩推開辦公室的門，外間沒有人，他把旅行袋放在第一張桌上，敲了敲虛掩著的裏間的門。
“誰啊，進來。”是吳衛星的聲音。
“吳部，我來報到了。”這個廠有個習慣，凡是部長都簡稱“部”，處長簡稱“處”，科長簡稱“科”，前麵再冠以姓，這種稱呼出自哪時，由誰發明，已無從考證，反正大家都有這麼稱呼，誰也沒有提出過疑義。
“啊，老曾，分廠的工作都移交好了？我這裏人手緊啊，你看，小龐一走，就隻剩下我這麼個光杆司令了。”
“吳部，我是在下麵呆慣了，到上麵還怕不適應哩，你是老部長了，還望你多指點了。”
“我們都是老同誌了，這組織部的工作原則嘛，我想也不必多說了，這裏是為領導服務的職能部門麼，反正是按領導的意圖辦事就是了，為領導服務好就行了。當然，機關裏消息多，聽到了，也就到此為止，這點和在下麵有些不同，反正多長個心眼就是了。辦公桌麼，你就用靠門的第一張吧，這原來是小龐的，電話就在桌上，方便，還有那台電腦，組織部的數據庫全在裏麵，回頭讓小龐把密碼告訴你，至於你的具體工作麼，可以按管理部製定的崗位工作標準對照一下，自己作些安排。當然，如果有時間的話，還應當多跑跑基層，多聽聽各方麵的反映。組織部麼，就是這麼回事。”
曾淩是*時高中畢業的，高考停止了，他被分配到了工廠，這在他們那一代人中還算是幸運的。他從輔助工做起，後來當了班組的政治宣傳員，以後又當了車間工會的政宣委員，因為他有文化，人又隨和，老師傅也挺喜歡他，但他輪不上學技術，老師傅們說他不是幹活的料，早晚要上去的，同他一起進廠的都當上了技術工，他依然當他的輔助工，再說領導上也不想讓他頂到技術崗位上去，因為在輔助崗位上，抽調來做點打雜的事就更方便些。
七十年代初，廠裏黨組織活動恢複正常時，曾淩也提出過入黨申請，後來也聽說，組織部派人來調查過，調查後，人們便不再提起這件事了。曾淩自己也不好問什麼，但心裏總有點說不出的東西。由於入不了黨，曾淩也沒有當上過名正言順的幹部，隻是什麼臨時性工作需要時，將他借上去一段時間，少則三五天，多則三五個月，待工作完成後，他又回到車間去當輔助工，從二十來歲到三十五歲，曾淩就是在這個境遇中度過的。
一九七八年恢複高考時，他本可去搏一下，按實力，他是完整地讀過高中課程的人，在競爭中有取勝的把握，但是他沒有去，原因很簡單，他結婚了，妻子正懷著孕。
失去了那次機會後，留給曾淩唯一的路就是在廠裏繼續幹下去。
直到八十年代初，組織部再次調查曾淩，他的入黨審查終於通過了。以後，他才從非正式的渠道得知，七十年代他不能被吸收入黨的原因是因為他未能如實向組織交代家庭情況。到八十年代，經分析，這未能如實交代並不是他的過錯，而這個被認為是未向組織交代清楚的問題，竟是他母親曾有過與一名國民黨下級軍官相戀的曆史。於是他被吸收入黨了。
從這時起，組織部對曾淩來說有一種神秘感，甚至是神聖感，那裏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無所不能的，決定人的命運的地方。
曾淩的組織問題解決後，工作也很快有了調動，車間工會負責人，廠工會宣傳幹事，黨支部副書記、書記，就在這個層麵上，一幹就是二十年。曾淩是個一切聽從組織安排的鏍絲釘式的人物，他的每一次調動，都是組織上的安排，曾淩則從來沒有表示過異議，從來沒有過哪怕是最短暫的遲疑。雖然他在黨支部書記的崗位上也幹過十多年了，但總是在那些最窮最苦的部門，甚至不得不卷起袖子同工人一起加班加點。
從基層看機關，也多少有點敬畏感。雖說這些年來，人們的成才，不一定要走等組織考察培養這一條道，但組織部在人們心中的份量還是很重的，至少在曾淩心中是這樣，以前組織部的一個幹事到部門來，也可以指揮黨支部書記去幹這幹那的。黨支部書記雖說是選舉產生的，但批準權還在上級黨委，實際上還是上級的考察起決定作用的。正因為這個原因，對組織部來的人，基層部門總是恭恭敬敬的，似乎他們都是上級意誌的體現。
曾淩聽吳衛星這麼一說，心裏不覺一涼，被自己幾十年來一直視為神聖的組織部，原來也隻是隨便有空下來找人聊聊天而已。
三
曾淩還是保持著在分廠當書記時的習慣，在上班前半小時就進廠了，然後是打開水，掃地，抹桌子。他並不是很勤勞的人，甚至可以說有點懶，但在基層，他得象點樣子，作出表率，十幾年下來，也養成習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