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巧英的哥哥劉勝龍隻做了一年東方紅拖拉機手，就如願以償做了保衛小學的代課教師。
劉勝龍比妹妹劉巧英也大六歲。和韋仁富比他的姐姐小十多歲情況差不多。在他們兄妹姐弟之間，兩家都有孩子夭折了。
劉勝龍當上代課老師後，成功娶大隊支書兼大隊長的金一品的掌上明珠為妻。劉巧英因為有了金銀秀這個嫂子，了解到一些醫療事業發展狀況，對赤腳醫生有了感性真切的認識，甚至學到了塗碘酒紅藥水、包紗布、打針掛水之類的農村赤腳醫生從業之皮毛。久而久之，劉巧英有時會免不了突發奇想：高中畢業回了家，要是永遠跳不出農門，能像銀秀姐那樣，做個“赤腳醫生”也不錯。
畢竟，赤腳醫生是那個時代農村裏最需要最受人尊敬歡迎的人，是對鄉親們幫助最多最大的人。
1949年時，全國的醫院隻有2600家，大多數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的大中城市裏，全國懂西醫的西醫師和西醫士加在一起隻有8萬多人。在中西部地區的小城鎮裏，多數連一家西醫的醫院也沒有，隻有一些中國傳統中醫“郎中”開辦的診所，而廣大農村地區，則更是缺醫少藥。所以，在舊中國，鄉下有錢的財主家裏有人生了病，可以派下人抬了轎子到鎮裏去請郎中，而窮人生病，則隻有死扛。不管富人還是窮人，遇到家中產婦生孩子，都請的是民間的接生婆。
因而，早年農村缺醫少藥，農村家庭新生兒存活率並不很高，少兒夭折是常有的事，差不多家家都難免。
那個時候，農村裏產婦分娩一般都在自家農舍裏進行，接生的人俗稱接生婆，農村人尊稱其為老娘婆，每個生產隊都有，說白了就是常幫人家接生的普通農家老太太，對醫學其實同樣一竅不通。就拿給嬰兒剪臍帶的剪刀來說吧，通常用的是在產婦家中臨時找來的普通舊剪刀，把剪刀兩麵在燭火或油燈火上反複烤幾次，就算是消了毒，就用來剪臍帶;剪完臍帶的嬰兒，就用家常普通的布帛來包紮，接生婆自然沒有經過嚴格消毒的紗布、藥棉、繃帶之類，接生婆自然也不懂得給產婦進行傷口消炎處理，不懂得也不可能有條件給產婦打防破傷風的針劑等。還有，那時候的產婦家裏人往往會在房前屋後的地裏取一些“幹淨”的土，用一口鐵鍋炒熱、炒幹了，墊在產婦身下，這樣做極易引起新生嬰兒的感染，以及產婦的產後感染(當時醫學上稱為“產褥熱”)。這就是那個年代新生兒死亡率奇高和產婦產後感染率極高的基本原因。
這種接生婆接生，遇上不順產的，一句“要小孩還是保大人”的發問，就能讓一屋子人魂飛魄散，弄不好最後還是大人小孩兩不保。如果碰上產婦產後大出血的話，接生婆手足無措，連送城鎮醫院救命都來不及，一家人就隻能眼睜睜看著產婦血盡而亡。
劉巧英的母親陸萍芝先後懷孕十一胎，其中三胎小產即流產，八胎為大養即大產。八胎正常生產中又隻有最後一胎生育劉巧蘭趕上了赤腳醫生接生，其他七胎都是由傳統接生婆即老娘婆接生的，真正是經曆過九死一生的人。
陸萍芝大產八個孩子，到現在也隻存活著劉勝龍、劉巧英、劉巧鳳、劉巧蘭兄妹四個，另半數都先後夭折了。
像劉巧英韋仁富們這樣健康存活下來的農村娃，絕對已經是萬幸。農村嬰兒，真正的生死由命。抽筋能抽死人，拉痢疾能拉死人，甚至就連生個白喉、害個癤瘡什麼的，也都有可能斷送了農村嬰兒的卿卿性命。
所以，那“赤腳醫生”的製度創新都要受到聯合國的稱道推舉。
所以，上海市川沙王桂珍縣江鎮公社培養的赤腳醫生王桂珍，1974年能代表中國上百萬赤腳醫生參加第二十七屆世界衛生組織大會。
農村合作醫療製度是隨著新中國成立後農業互助合作化運動的興起而逐步發展起來的。“赤腳醫生”是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的產物，指一般未經正式醫療訓練、仍持農業戶口、一些情況下“半農半醫”的農村醫療人員。“赤腳醫生”一般有三個來源：一是醫學世家；二是高中畢業且略懂醫術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他們被挑選出來後，到縣一級的衛生學校接受短期培訓，結業後即成為赤腳醫生，但沒有納入國家編製，也沒有固定薪金，許多人要赤著腳，荷鋤扶犁耕地種田，“赤腳醫生”就成了農村社員對這些鄉村衛生員的尊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