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27從北京到到廣州（九）
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①（1927）
背景：
民國十六年（1927年）4月21日，魯迅應聘到廣州中山大學三個月零三天（實際教學才一個月），即不惜與校方反目，遽然辭職。長期以來，關於魯迅這一突發之舉的原因，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顧頡剛從廈門大學來中山大學任教，魯迅不願與其合作共事。顧頡剛4月18日抵達中山大學，魯迅於三天後即向校方提交了辭呈。據魯迅的好友許壽裳回憶：“有一天，傅孟真（其時為文學院長）來談，說及顧某可來任教，魯迅聽了就勃然大怒，說道：‘他來，我就走’，態度異常堅決。”
然而這隻是一個借口，實則另有原因。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清黨行動。15日，廣州國民黨當局開展對共產黨人和進步學生的大搜捕，僅中山大學一地，就有40餘名共產黨人、進步學生遭軍警逮捕。魯迅聞訊往中山大學，召集係主任商量對策。關於開會的原由，時任中山大學教授的何思源後來回憶道：“這次會議不是學校當局召開。戴季陶、朱家驊不可能召開這樣一個會，傅斯年沒有資格也不願召集。魯迅就對許多人說：‘你們看怎麼辦？學生被捕抓走，學校有責任，我們應當對學生負責，如果軍隊隨便到學校亂抓人，學校就沒有安全了。’於是他決定下午召開緊急會議，朱家驊知道後也參加了，戴季陶沒有參加。”在會上，魯迅痛斥國民黨的反動行徑，並當場呼籲營救被捕學生。朱家驊卻說：“關於學生被捕，這是政府的事，我們不要對立”，“我們要聽政治分會的，黨有黨紀，我們要服從”。就這樣，此次會議無果而終。
談起當年魯迅在廣州的遭遇，許壽裳說：“清黨事起，學生被捕者不少，魯迅出席各主任緊急會議，歸來一語不發，我料想他快要辭職了，一問，知道營救無效。不久，他果然辭職，我也跟著辭職。”
辭職後，魯迅仍停留廣州一段時間，潛心寫作。
小峰兄：
收到了幾期《語絲》，看見有《魯迅在廣東》的一個廣告，說是我的言論之類，都收集在內。後來的另一廣告上，卻變成“魯迅著”了。我以為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麼“戰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鬥；但我躲到“革命後方”的廣州來了，這就是並非“戰士”的證據。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時是委員——接著演說，說這是我太謙虛，就我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鬥者，革命者。於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我的“戰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後，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隻好咬著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裏去，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麼？
沒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罷。然而苦矣！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做序，題簽的，請演說的，鬧得個不亦樂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說，因為它有指定的時候，不聽拖延。臨時到來一班青年，連勸帶逼，將你綁了出去。而所說的話是大概有一定的題目的。命題作文，我最不擅長。否則，我在清朝不早進了秀才了麼？然而不得已，也隻好起承轉合，上台去說幾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鍾為限。可是心裏還是不舒服，事前事後，我常常對熟人歎息說：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來做洋八股了。
還有一層，我凡有東西發表，無論講義，演說，是必須自己看過的。但那時太忙，有時不但稿子沒有看，連印出了之後也沒有看。這回變成書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終於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裏麵是怎樣的東西。現在我也不想拿什麼費話來搗亂，但以我們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許我實行下列三樣——
一，將書中的我的演說，文章等都刪去。
二，將廣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將這信在《語絲》上發表。
這樣一來，就隻剩了別人所編的別人的文章，我當然心安理得，無話可說了。但是，還有一層，看了《魯迅在廣東》，是不足以很知道魯迅之在廣東的。我想，要後麵再加上幾十頁白紙，才可以稱為“魯迅在廣東”。
回想起我這一年的境遇來，有時實在覺得有味。在廈門，是到時靜悄悄，後來大熱鬧；在廣東，是到時大熱鬧，後來靜悄悄。肚大兩頭尖，像一個橄欖。我如有作品，題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但好在我也沒有作品。
至於那時關於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罷。我還記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體似的對我說道：“又在恭維你了！
看見了麼？”我總點點頭，說，“看見了。”談下去，他照例說，“在西洋，文學是隻有女人看的。”我也點點頭，說，“大概是的罷。”心裏卻想：戰士和革命者的虛銜，大約不久就要革掉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