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想起那時的辯論來，人是多麼和有限的生命開著玩笑嗬。然而那時卻並無怨尤，隻有一事覺得頗為變得特別：對於收到的長信漸漸有些仇視了。
這種長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並不為奇。但這時竟漸嫌其長，如果看完一張，還未說出本意，便覺得煩厭。有時見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請他看後告訴我信中的主旨。
“不錯。‘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麵想。
我當時是否也如Ｋ委員似的眉頭打結呢，未曾照鏡，不得而知。僅記得即刻也自覺到我的開會和辯論的生涯，似乎難以稱為“在革命”，為自便計，將前判加以修正了：“不。‘反革命’太重，應該說是‘不革命’的。然而還太重。其實是，——寫長信，不過是吃得太閑空罷了。”
有人說，文化之興，須有餘裕，據我在鍾樓上的經驗，大致是真的罷。閑人所造的文化，自然隻適宜於閑人，近來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鳴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實，便是這鍾樓，也何嚐不造得蹊蹺。但是，四萬萬男女同胞，僑胞，異胞之中，有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有的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怎不造出相當的文藝來呢？隻說文藝，範圍小，容易些。那結論隻好是這樣：有餘裕，未必能創作；而要創作，是必須有餘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於啼饑號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國的文壇”，亦為苦工豬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為這一說於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經自覺到自己久已不動筆，但這事卻應該歸罪於匆忙。
大約就在這時候，《新時代》上又發表了一篇《魯迅先生往那裏躲》，宋雲彬先生做的。文中有這樣的對於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複他‘呐喊’的勇氣，並且似乎在說‘在北方時受著種種迫壓，種種刺激，到這裏來沒有壓迫和刺激，也就無話可說了’。噫嘻！異哉！
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裏去了。舊社會死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複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躲避了。”
而編輯者還很客氣，用案語聲明著這是對於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慫恿，並非惡意的笑罵的文章。這是我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寫一點東西，聲明我雖不呐喊，卻正在辯論和開會，有時一天隻吃一頓飯，有時隻吃一條魚，也還未失掉了勇氣。《在鍾樓上》就是豫定的題目。然而一則還是因為辯論和開會，二則因為篇首引有拉狄克的兩句話，另外又引起了我許多雜亂的感想，很想說出，終於反而擱下了。那兩句話是：“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
但拉狄克的話，是為了葉遂寧和梭波裏的自殺而發的。他那一篇《無家可歸的藝術家》譯載在一種期刊上時，曾經使我發生過暫時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但葉遂寧和梭波裏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挽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沉沒，證明著革命的前行。他們到底並不是旁觀者。
但我初到廣州的時候，有時確也感到一點小康。前幾年在北方，常常看見迫壓黨人，看見捕殺青年，到那裏可都看不見了。後來才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的現象，然而在夢中時是委實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鍾樓上》，文字也許不如此。無奈已經到了現在，又經過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實，純然的那時的心情，實在無從追躡了。現在就隻好是這樣罷。
（原載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語絲》第四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