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6從廣州到上海（四）
我和《語絲》的始終（1930）
同我關係較為長久的，要算《語絲》了。
大約這也是原因之一罷，“正人君子”們的刊物，曾封我為“語絲派主將”，連急進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還說我是《語絲》的“指導者”。去年，非罵魯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沒落的時候，我曾蒙匿名氏寄給我兩本中途的《山雨》，打開一看，其中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說我和孫伏園君在北京因被晨報館所壓迫，創辦《語絲》，現在自己一做編輯，便在投稿後麵亂加按語，曲解原意，壓迫別的作者了，孫伏園君卻有絕好的議論，所以此後魯迅應該聽命於伏園。這聽說是張孟聞先生的大文，雖然署名是另外兩個字。看來好像一群人，其實不過一兩個，這種事現在是常有的。
自然，“主將”和“指導者”，並不是壞稱呼，被晨報館所壓迫，也不能算是恥辱，老人該受青年的教訓，更是進步的好現象，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但是，“不虞之譽”，也和“不虞之毀”一樣地無聊，如果生平未曾帶過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頌揚道，“你真像拿破侖呀！”則雖是誌在做軍閥的未來的英雄，也不會怎樣舒服的。我並非“主將”的事，前年早已聲辯了——雖然似乎很少效力——這回想要寫一點下來的，是我從來沒有受過晨報館的壓迫，也並不是和孫伏園先生兩個人創辦了《語絲》。這的創辦，倒要歸功於伏園一位的。那時伏園是《晨報副刊》的編輯，我是由他個人來約，投些稿件的人。
然而我並沒有什麼稿件，於是就有人傳說，我是特約撰述，無論投稿多少，每月總有酬金三四十元的。據我所聞，則晨報館確有這一種太上作者，但我並非其中之一，不過因為先前的師生——恕我僭妄，暫用這兩個字——關係罷，似乎也頗受優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費，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雜評，有時也送些稿費來。但這樣的好景象並不久長，伏園的椅子頗有不穩之勢。因為有一位留學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從歐洲回來，和晨報館有深關係，甚不滿意於副刊，決計加以改革，並且為戰鬥計，已經得了“學者”的指示，在開手看ＡｎａｔｏｌｅＦｒａｎｃｅ的小說了。那時的法蘭斯，威爾士，蕭，在中國是大有威力，足以嚇倒文學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萊兒一般，所以以那時而論，形勢實在是已經非常嚴重。不過我現在無從確說，從那位留學生開手讀法蘭斯的小說起到伏園氣忿忿地跑到我的寓裏來為止的時候，其間相距是幾月還是幾天。
“我辭職了。可惡！”
這是有一夜，伏園來訪，見麵後的第一句話。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異的。第二步，我當然要問問辭職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關係。他說，那位留學生乘他外出時，到排字房去將我的稿子抽掉，因此爭執起來，弄到非辭職不可了。但我並不氣忿，因為那稿子不過是三段打油詩，題作《我的失戀》，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的。這詩後來又添了一段，登在《語絲》上，再後來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個新鮮的假名，在不肯登載第一次看見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當然很容易被有權者所放逐的。
但我很抱歉伏園為了我的稿子而辭職，心上似乎壓了一塊沉重的石頭。幾天之後，他提議要自辦刊物了，我自然答應願意竭力“呐喊”。至於投稿者，倒全是他獨力邀來的，記得是十六人，不過後來也並非都有投稿。於是印了廣告，到各處張貼，分散，大約又一星期，一張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學附近——出現了。這便是《語絲》。
那名目的來源，聽說，是有幾個人，任意取一本書，將書任意翻開，用指頭點下去，那被點到的字，便是名稱。那時我不在場，不知道所用的是什麼書，是一次便得了《語絲》的名，還是點了好幾次，而曾將不像名稱的廢去。但要之，即此已可知這刊物本無所謂一定的目標，統一的戰線；那十六個投稿者，意見態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顧頡剛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說，和《語絲》的喜歡涉及現在社會者，倒是相反的。不過有些人們，大約開初是隻在敷衍和伏園的交情的罷，所以投了兩三回稿，便取“敬而遠之”的態度，自然離開。連伏園自己，據我的記憶，自始至今，也隻做過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從此要大為《語絲》撰述，然而宣言之後，卻連一個字也不見了。於是《語絲》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隻剩了五六人，但同時也在不意中顯了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卻並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陳源教授痛斥“語絲派”的時候，說我們不敢直罵軍閥，而偏和握筆的名人為難，便由於這一點。但是，叱吧兒狗險於叱狗主人，我們其實也知道的，所以隱約其詞者，不過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獻功時，必須詳加說明，比較地費些力氣，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