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開辦之際，努力確也可驚，那時做事的，伏園之外，我記得還有小峰和川島，都是乳毛還未褪盡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對，自疊報紙，還自己拿到大眾聚集之處去兜售，這真是青年對於老人，學生對於先生的教訓，令人覺得自己隻用一點思索，寫幾句文章，未免過於安逸，還須竭力學好了。
但自己賣報的成績，聽說並不佳，一紙風行的，還是在幾個學校，尤其是北京大學，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則不大有人顧問。倘若說，北京大學的法，政，經濟科出身諸君中，絕少有《語絲》的影響，恐怕是不會很錯的。至於對於《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餘，忘其所以，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著對我說道：“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
這話對別人說是不算什麼的。但對我說，卻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為我即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別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裏就一麵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於是乎“彷徨”起來。
譚正璧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說的名目，來批評我的作品的經過的極伶俐而省事的話道：“魯迅始於‘呐喊’而終於‘彷徨’”（大意），我以為移來敘述我和《語絲》由始以至此時的曆史，倒是很確切的。
但我的“彷徨”並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的餘波，從我這裏隻要能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裏隻要能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於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於意外的被利用，心裏也耿耿了好幾天。
《語絲》的銷路可隻是增加起來，原定是撰稿者同時負擔印費的，我付了十元之後，就不見再來收取了，因為收支已足相抵，後來並且有了贏餘。於是小峰就被尊為“老板”，但這推尊並非美意，其時伏園已另就《京報副刊》編輯之職，川島還是搗亂小孩，所以幾個撰稿者便隻好搿住了多目夾眼而少開口的小峰，加以榮名，勒令拿出贏餘來，每月請一回客。這“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方法果然奏效，從此市場中的茶居或飯鋪的或一房門外，有時便會看見掛著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木牌。倘一駐足，也許就可以聽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響的談吐。但我那時是在避開宴會的，所以毫不知道內部的情形。
我和《語絲》的淵源和關係，就不過如此，雖然投稿時多時少。但這樣地一直繼續到我走出了北京。到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實際上是誰的編輯。
到得廈門，我投稿就很少了。一者因為相離已遠，不受催促，責任便覺得輕；二者因為人地生疏，學校裏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嫗式口角，不值得費紙墨。倘能做《魯賓孫教書記》或《蚊蟲叮卵脬論》，那也許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沒有這樣的“天才”，所以隻寄了一點極瑣碎的文字。這年底到了廣州，投稿也很少。第一原因是和在廈門相同的；第二，先是忙於事務，又看不清那裏的情形，後來頗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它的敵人的治下去發表。
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並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說，也是“語絲派”一種幾乎共同的態度。所以《語絲》在北京雖然逃過了段祺瑞及其吧兒狗們的撕裂，但終究被“張大元帥”所禁止了，發行的北新書局，且同時遭了封禁，其時是一九二七年。
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議《語絲》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囑我擔任做編輯。以關係而論，我是不應該推托的。於是擔任了。從這時起，我才探問向來的編法。那很簡單，就是：凡社員的稿件，編輯者並無取舍之權，來則必用，隻有外來的投稿，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或略有所刪除。所以我應做的，不過後一段事，而且社員的稿子，實際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書局，由那裏徑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見時，已在印釘成書之後了。所謂“社員”，也並無明確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餘早已無多，中途出現的人，則在中途忽來忽去。因為《語絲》是又有愛登碰壁人物的牢騷的習氣的，所以最初出陣，尚無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別一團體，而發生意見，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語絲》暫時發生關係，待到功成名遂，當然也就淡漠起來。至於因環境改變，意見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為不少。因此所謂“社員”者，便不能有明確的界限。前年的方法，是隻要投稿幾次，無不刊載，此後便放心發稿，和舊社員一律待遇了。但經舊的社員紹介，直接交到北新書局，刊出之前，為編輯者的眼睛所不能見者，也間或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