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劄，就和女人抱著孩子走在一個客棧裏。不幾天，即聽得外麵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裏，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銬，可見案情是重的。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係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於昨日到龍華。並於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為我代辦之。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裏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趙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麵。
“洋鐵飯碗，要二三隻如不能見麵，可將東西望轉交趙少雄”
以上背麵。
他的心情並未改變，想學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但他信裏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鐐，並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為文明至今，到他們才開始了嚴酷。其實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麵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確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隻得一一發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裏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於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裏，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但末二句，後來不確了，我終於將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後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的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麼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當《北鬥》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於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隻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ＫａH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潛*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隻有我一個人心裏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隻見過一次麵，談了幾句天。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經和我通過信，投過稿，但現在尋起來，一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統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詩集》卻在的，翻了一遍，也沒有什麼，隻在一首《Ｗａｈｌｓｐｒｕｃｈ》（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道：“生命誠寶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又在第二葉上，寫著“徐培根”三個字，我疑心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裏，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裏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裏，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麼隻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隻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二月七——八日。
（原載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現代》第二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