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6從廣州到上海（七）
今春的兩種感想（1932）
背景：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上海爆發了“一?二八”的戰爭，魯迅一家人倉皇避難，生活十分困難。這從他給許壽棠的信中可知一二：“此次事變，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線中，血刀塞塗，飛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於二月六日始得內山君設法，攜婦孺走入英租界，書物雖一無取攜，而大小幸無恙，可以告慰也。”“在漂流中，海嬰生疹子，因於前日急遷至大江南飯店，冀稍得溫暖。”
在家事以外，關於國事，魯迅是這樣說的“一?二八的事，可寫的也有些，但所見的還嫌太少，所以寫不寫還不一定，最可恨的是所聞的多不可靠。……至今為止，中國沒有發表過戰死的兵丁，被殺的人民的數目，則是連戲也不做了。我住在閘北的時候，打來的都是中國炮彈，近的相距不過一丈餘，瞄準是不能不說高明的，但不爆裂的居多；聽說後來換了厲害的炮火，但那時我已經逃到英租界去了。離炮火較遠，但見逃難者之終日紛紛不斷，不逃難者之依然興高采烈，真好像一群無抵抗，無組織的羊，現在我寓的四周又已鬧起來，大約不就便要看不出痕跡了。”（魯迅寫給台靜農的信）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輔仁大學講我是上星期到北平的，論理應當帶點禮物送給青年諸位，不過因為奔忙匆匆未顧得及，同時也沒有什麼可帶的。
我近來是在上海，上海與北平不同，在上海所感到的，在北平未必感到。今天又沒豫備什麼，就隨便談談吧。昨年東北事變詳情我一點不知道，想來上海事變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這裏死命的逃死，那裏則打牌的仍舊打牌，跳舞的仍舊跳舞。
打起來的時候，我是正在所謂火線裏麵，親遇見捉去許多中國青年。捉去了就不見回來，是生是死也沒人知道，也沒人打聽，這種情形是由來已久了，在中國被捉去的青年素來是不知下落的。東北事起，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有一種團體就有一種徽章。這種徽章，如被日軍發現死是很難免的。然而中國青年的記性確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團，一團十人，每人有一個徽章，可是並不一定抗日，不過把它放在袋裏。但被捉去後這就是死的證據。還有學生軍們，以前是天天練操，不久就無形中不練了，隻有軍裝的照片存在，並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卻了。然而一被日軍查出時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隻是作戲似的。日本人一看見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為他們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當然要認為是勁敵。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黴是必然的。
中國實在是太不認真，什麼全是一樣。文學上所見的常有新主義，以前有所謂民族主義的文學也者，鬧得很熱鬧，可是自從日本兵一來，馬上就不見了。我想大概是變成為藝術而藝術了吧。中國的政客，也是今天談財政，明日談照像，後天又談交通，最後又忽然念起佛來了。外國不然。以前歐洲有所謂未來派藝術。未來派的藝術是看不懂的東西。但看不懂也並非一定是看者知識太淺，實在是它根本上就看不懂。文章本來有兩種：一種是看得懂的，一種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淺薄，那就是上當了。不過人家是不管看懂與不懂的——看不懂如未來派的文學，雖然看不懂，作者卻是拚命的，很認真的在那裏講。但是中國就找不出這樣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