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秋天，又是一個晚稻收獲的季節。天陰沉沉的，既不見陽光，也沒有烏雲，秋風蕭瑟，寒意陣陣。
我正與大家一起在田裏緊張地收割晚稻，有人從大隊部給我捎來一封信。信是長沙來的，信封上是媽媽那熟悉的筆跡，沒有任何異常之處。我將信塞進口袋，雙手從地上摟起一把婦女們割下的“禾手子”，走到人力打稻機旁，踩動踏板，繼續著這單調而又繁重的稻穗脫粒工作。
我這人性格孤僻，不善交際，除了家信之外，很少收到同學和朋友的來信。家信大概每兩個月左右寫一封，內容無非是日常工作生活，有時夾一點所見所聞，偶爾發一點牢騷。相應的，母親的來信也是兩個月左右一封，內容仍然是日常生活工作，略有不同的是噓寒問暖的比重較大，但絕無牢騷。
不管來信多麼平淡，捧著家裏的來信心裏總是暖洋洋的。我多麼希望能馬上拆信一閱，但那樣過於倉促，我需要一個完整的時間慢慢品味。好不容易熬到工間休息，我遠走幾步，離開繁雜的人群，抓了一把稻草墊在田埂上，坐下來慢慢看信。
信的內容不長，隻寫了半頁信紙。信的開頭居然不是“來信收到，全家安好，勿念”或“天氣涼了，注意增減衣服”之類的話語，第一句話竟然是“親愛的兒子，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什麼不好的消息，我有點顫抖，一目數行地向後掃去，恨不得一眼將壞消息揪出來。“爸爸、媽媽、二姐都回來了……風聲越來越緊……將被遣送農村……”我感覺到手腳冰涼，視覺有點模糊，模糊中看到最後一行字跡：“下到一起去吧，死也死在一塊！”
“信上說了些什麼？”有人走過來問。
“沒什麼。”聽聲音，我知道是七叔。我趕緊將信塞進口袋，也不抬頭望他一眼，站起來，朝打稻機走去。
這裏交通不便，信息閉塞，而人卻十分好奇。誰家來了客人，肯定要招來一群陪客。我們剛來時帶來一把密碼鎖，大家覺得很稀奇，有人就非要我們告訴他密碼不可。誰收到信件，免不了有人過來問問，個別還有徑直拿過去看看的。還好，七叔隻是問問，沒有非分要求。
我使勁眨了眨眼睛，將引起視覺模糊的液體逼回眼眶內，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踩動了打稻機。打稻機先是瘋狂地轉了一陣，發出刺耳的怪叫聲，接著緩慢下來，仿佛在無奈地痛苦呻吟。穀粒嘩嘩，稻屑飛揚，打稻機被我們繼續拖著前進，似乎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中午，我回到屬於我的茅屋，關上門，掏出信又看了幾遍，除了“都回來了”意思不甚明確之外，其餘的白紙黑字，一點歧義也沒有，那信的內容絕沒有因我看的遍數增加而出現絲毫改變。其實，那“都回來了”四個字，意思也是明確的。“回來”的主體正好是家裏三個有工作的人，一定是工作單位配合“遣送農村”運動，炒了他們的“魷魚”，而我不願接受這嚴酷的現實，真希望他們隻是下班“回來”或“回來”休假。
母親是堅強的，一生中屢經磨難，但她都頑強地挺過來了。有一次，我和母親在風雪中逆風行進。為抵禦迎麵而來的寒風，我低著頭，盡量將脖子往衣領裏縮，但母親教育我應該昂首挺胸去迎接寒冷。我學著她的樣子，抬起頭，挺起胸，將手也從褲口袋裏抽出來，大步向前走去，果然，寒冷的感覺大大減少了。這，就是母親的性格，但緣何這一次她卻如此傷感、絕望、悲壯。興許，每一次她都是這樣挺過來的，隻不過不為我所知罷了。
形勢肯定是嚴峻的，但嚴峻到何種程度，信裏沒說，也不能說。若不合時宜的記敘或牢騷被偷拆信件者窺知舉報，後果不堪設想。長沙的情況如何，我隻能推理和想象：既然三個有工作的都“回來”了，工資當然不會跟著“回來”，家裏當時毫無積蓄，有時晚發一天工資都會影響家裏的正常生活，這斷炊的壓力挨過餓的人不難想象。如果溫柔一點，那就是“動員”的人絡繹不絕，從早到晚都有人呆在我家耗著；野蠻一點，則帶著槍杆子來下命令，曆史反革命分子一家必須在幾天內離開城市，到指定的農村強製勞動，否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