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來後的第二年春天，正值春耕大忙的時候，老爸來了。
記得他來的那天細雨蒙蒙，他的衣服被雨淋濕了。我摟了一把稻草，準備燒把火給他烘幹一下濕衣服，但他居然擋住了我點火的手，說：“算了，燒柴困難，能省就省點吧。”我有點詫異，老爸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為別人著想？
在我的印象裏，老爸是比較“自私”的。從我記事的那一天起，他的工資就一直沒有增加過，十幾年不變的月工資四十八塊五。發餉的那天，我經常聽見老爸與母親就工資上繳和留成的比例進行爭論。老爸希望留成多一些，母親要求上繳多一些。一般情況下，老爸都能將工資的零頭即八元五角留下來零用；特殊情況下，老爸還能再多爭取幾塊錢。
老爸力爭的十來塊錢，主要部分送給了香煙製造廠。兩角錢一包的嶽麓山牌香煙，每天一包，一個月就是六塊錢。如果發愁的事情再多一點，每天二十根香煙即顯得不足，六塊錢的月定額則必須突破。又如果遇到高興的事情，比方一段時間沒人找他的麻煩，想買幾包好煙慶賀一下，大前門的三角六一包，飛馬和紅金二角九，那也要突破六塊錢的月定額。
零花錢的次要部分應該是買肉吃了。老爸上班，不管是白班還是夜班，每個班十二小時，必須在崗位上吃一頓飯，這就為他單獨“聞點腥”帶來了機會。有天我偶然經過他幹活的工棚，發現他的鍋子裏剩下一“大”塊豬肉。老爸那天早晨僅從家裏帶了點蘿卜青菜，這肉肯定是他另外買來做熟，但沒有吃完，或者還沒有舍得吃完的。
我們家十天或半個月甚至一個月才有一次肉吃。因為肉不夠，裏麵自然要打底子，我們家打底用得最多的是油豆腐。因為有油豆腐打底，端上桌來時，看起來就是一碗肉。記得當時的我比老爸更饞，看見他鍋裏的肉，手都顧不上洗，抓起那塊肉就往嘴裏塞。油，順著嘴角流出來，那“雨露滋潤禾苗壯”的感覺太好了，難怪老爸爭取零花錢的動力那麼大。
什麼“當時的我比老爸更饞”，我什麼時候都比他更饞。“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饞”這句俏皮話用在這裏再貼切不過了。童年時，母親帶我去湖北的姨媽家玩，她家的好菜主要是肉多一些，我當然對好菜比較專一，筷子基本不變地方。母親批評我“哪碗菜好吃就倒在哪個碗裏”。
這一“倒”字用得形象，深刻描述了我“饞”的程度。盡管我比老爸更饞，但“饞”的名氣不及老爸大。因為我小時候“倒”進一個菜碗的機會不多，還來不及在“饞”上成名；年輕時在農村、工廠和學校基本是一個人單過，自己做了自己吃，沒有別人評價我是饞還是不饞的機會；結婚成家後碰上改革開放，生活一下子邁入小康，想吃啥就可以吃啥，哪還有人說“饞”道短。
老爸關心的就是“吃”。上班時偶爾弄點肉吃一吃，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聞聞腥”。路過小店時，有時會像孔乙己一樣，靠近櫃台，花兩角錢要幾顆蘭花豆，打一勺散裝白酒，過一把癮後再離開。
有一次，他帶著我路過一家飯店門口，停下來觀望猶豫了一番，最後還是牽著我拐了進去。小飯店裏沒有什麼人，我二人就近揀一張相對幹淨些的四方木桌坐下來，要了兩個皮蛋，默默地剝開，蘸著醬油慢慢地品味。皮蛋是挺好的下酒菜，但老爸沒有來一杯，可能是買酒的錢為我買了皮蛋，又無法超支，隻好皮蛋下皮蛋了。像這樣分享老爸零花錢的機會，我似乎隻遇到過幾次。後來閑暇時與大姐聊及此事，她雖然比我年長，卻從來沒有那等運氣。
老爸那年五十四歲，但他喜歡自稱五十八；一米八一的個子，比我整整高了十公分；腰挺背直，哪像我長年哈著背，不駝但也不挺；牙齒確實掉了一些，總在強調牙不好，但從不需要單獨為他做點稀軟的食物；體力上的特點是能走路，幾十裏路輕輕鬆鬆就過去了，據說是原來當兵練出來的硬功夫；最大的愛好是吃，隻要鍋裏有葷菜，那天便是他的節日，但那時的“節日”實在罕見。
在湘西高山頂上幹了一年多，他又學會了一種獨特的飲酒方式，即飯前空腹時將二三兩甚至半斤白酒一口喝下，名曰“嗆心酒”。這種喝法，實際是為了省錢，用相對少的酒，能使酒量大的酒鬼也能感到醉意。
老爸現在窮，過去也窮，窮了一輩子。
祖父黃富庭，在老家湖北省安陸縣城裏教私塾，學俸微薄，生活艱難，其名雖含個“富”字，實際窮得叮當響。後來私塾無法為繼，祖父失業，淪為城市貧民，家裏幹脆揭不開鍋，唯一的一個姑姑就是在那段時間內餓死的。
家裏呆不下去了，未成年的老爸被送到雜貨店當學徒，混口飯吃。當在雜貨店混飯也發生困難的時候，老爸遂投軍吃糧。投軍之目的是什麼，當時的說法是為了吃糧，平反以後的說法是“愛國青年，滿腔熱血，奔赴抗日戰場”，因為老爸從軍的時間正好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即抗日戰爭期間。我們家的災難，主要源於老爸的這段從軍經曆。投軍就投軍吧，可他偏偏投的是“國軍”，而且據說是國軍中最反動的青年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