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是知識分子和工農結合的典型?”
我是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我的妻卻是貧農出身，她十五歲就參加革命，在一個軍火工廠裏整整做了六年工。
三年前我們結了婚。當時我們不在一起，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來裏，隻在逢年逢節的時候才能見麵。所以婚後的生活也很難說好還是壞；隻是有一次卻使我很感動：因為我有胃病，一挨凍就要發作，可是棉衣又很單薄。那年，正快下雪的時候，她給我捎來了一件毛背心，還附著一封信，信上說：
……天快下雪了。你的胃病怎樣了？真叫我著急得不知道怎麼著好。我早有心給你打件毛背心，倒也不是羊毛貴，就是錢湊不夠。我就在每天下午放工以後，上山割柴禾，可是天氣太短了。一下工，天很快就黑了。所以一直割了半個多月，才割了不少柴禾，賣給廠裏的馬號裏了，賣了二千塊邊幣，稱了兩斤羊毛，問老鄉借了個紡車，紡成了毛線，打了這件毛背心。
因為我不會打，打得又不時樣又盡是疙瘩，請你原諒。希望你穿上這件毛背心就不再發胃病，好好為人民服務……
我讀著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她那矮小的身影，在那黃昏時候，手拿鐮刀，獨自一個人，彎著腰，在那荒坡野地裏，迎著徹骨的寒風，一把，一把，一把地割著稀疏的茅草……
她這樣做，完全是為著我。為著我不挨凍，為著我“不再發胃病，好好地為人民服務……”突然，我流淚了。可是我感到了幸福。
兩年以後的秋天，我們有了小孩，組織上就把我們調在一塊工作。那時，我們住在一個叫“抬頭灣”的山村裏。
每當晚上，我在那昏黃的油燈下趕工作，她呢，哄著孩子睡了以後，默默地坐在我的身旁，吃力地、認真地、一筆一畫地練習寫大楷……
山村的夜是那樣的靜寂，遠遠地能聽見胭脂河的流水，“嘩嘩”地流過村邊。時間該是半夜了吧，我想她又是照顧孩子，又是工作……一定是很累了，就說：“你先睡吧！”她一聽我的話，總是立刻睜大了有點朦朧了的睡眼：“不。”繼續練她的大楷……直到我也放下工作。
早上，孩子醒得很早，她就起來哄：“嗯嗯……聽媽媽的話，別把爸爸擾醒了……”孩子才幾個月大，當然不懂得，還是嚷！於是她就躡手躡腳地起來，抱著孩子，到隔壁老鄉屋裏的熱炕頭上哄著去了。
閑時，她教我紡線、織布；我給她批仿，在她寫的大楷上畫紅圈，或是教她打珠算，討論土地政策……
每天下午，孩子睡著了，我們抬水去澆種在窗前的幾棵白菜，到溝裏幫老鄉打棗，或是盤腿坐在炕上，我搓“布卷”（棉花條兒）、拐線，她紡線，紡車“嗡嗡”的響，聲音是那樣靜穆、和諧……
雖然我們的出身、經曆……差別是那樣的大；雖然我們工作的性質是那樣的不同：我成天坐在屋子裏畫統計表，整理工作材料；她呢，成天和老百姓們打交道。……但在這些日子裏邊，我們不論在生活上、感情上……卻覺得很融洽，很愉快。同誌們也好意地開玩笑說：“看你這兩口子，真是知識分子和工農結合的典型。”
但是，不到一年的光景，我們卻吵起架來了；甚至有一個時候，我曾經懷疑到，我們的夫婦生活是否能繼續鞏固下去。那是我們進了北京城以後的事。
二、“……李克同誌：你的心大大地變了！”
今年二月間，我們進了北京。這城市，我也是第一次來，但那些高樓大廈，那些絲織的窗簾、有花的地毯，那些沙發，那些潔淨的街道，霓虹燈，那些從跳舞廳裏傳出來的爵士樂……對我是那樣的熟悉，調和……好像回到了故鄉一樣。這一切對我發出了強烈的誘惑，連走路也覺得分外輕鬆……雖然我離開大城市已經有十二年的歲月，雖然我身上還是披著滿是塵土的粗布棉衣……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開始了。
可是她呢？進城以前，一天也沒有離開過深山、大溝和沙灘；這城市的一切，對於她，我敢說，連做夢也沒夢見過的。應該比我更興奮才對，可是，她不！
進城的第二天，我們從街上回來，我問她：“你看這城市好不好？”她大不為然，卻發了一通議論：那麼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頭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得！那麼冷的天氣也露著小腿；怕人知不道她有皮衣，就讓毛兒朝外翻著穿。嘴唇血紅血紅，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頭發像個草雞窩。那樣子，她還覺得美得不行！坐在電車裏還掏出小鏡子來照半天。整天擠擠嚷嚷，來來去去，成天幹什麼嗬……總之，一句話：看不慣。說到最後，她問我：“他們幹活不？哪來那麼多的錢？”
我說：“這就叫做城市嗬。你這農村腦瓜吃不開啦！”她卻不服氣：“雞巴！你沒看見？剛才一個蹬三輪的小孩，至多不過十三四歲，瘦得像隻猴兒，卻拖著一個氣兒吹起來似的大胖子——足有一百八十斤。坐在車裏，蹺了個二郎腿，含了根煙卷兒，虧他還那樣‘得’。（得意，自得其樂的意思）……俺老根據地哪見過這。得好好兒改造一下子！”
我說：“當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地來；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農村一樣。”
她卻更不服氣了：“嘿。我早看透了。像你那腦瓜，別叫人家把你改造了。還說哩。”
我覺得她的感覺確實要比我銳利得多，但我總以為她也是說說罷了，誰知道她不僅那麼說；她在行動上也顯得和城市的一切生活習慣不合拍。雖然也都是在一些小地方。
那時候，機關裏還沒起夥，每天給每人發一百塊錢，到外邊去買來吃。有一次，我們倆到了一家飯鋪裏，走到樓上，坐下了。她開口就先問價錢：“你們的炒餅多少錢一盤？”“麵條呢？”“饃饃呢？”……她一聽那跑堂的一報價錢，就把我一拉，沒等我站起來，她就在頭裏走下樓去。弄得那跑堂的莫名其妙，睜大了眼睛，奇怪地看了我們幾眼。當時，真使我有點下不來台，說實話，我真想生氣！可是，她又是那樣堅決，又有什麼辦法呢？隻好硬著頭皮跟著她走。
一麵下樓，她說：“好貴。這哪裏是我們來的地方。”我說：“錢也夠了！”她說：“不。一頓飯吃好幾斤小米；頂農民一家子吃兩天。哪敢那麼胡花。”
出了飯鋪，我默默地跟著她走來走去，最後，在街角上的一個小飯攤上坐下了。還是她先開口，要了斤半棒子麵餅子、兩碗餛飩。大概她見我老不說話，怕我生氣，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旁若無人地對我說：“別生氣了。給你改善改善生活！”
像這類事，總還可以容忍。我想一個“農村觀點”十足的“土豹子”，總是難免的，慢慢總會改變過來……
哪知她並不。
那時，機關裏來了不少才參加工作的新同誌，有男的也有女的。她竟不看場合，常常當著他們的麵，一本正經地批評起我來。她見我抽紙煙，就又有了話了：“看你真會享受。身邊就留不住一個隔宿的錢。給孩子做小褂還沒布呢。一支連一支地抽。也不怕熏得慌。你忘了？在山裏，向房東要一把爛煙，合上大芝麻葉抽，不也是過了？”
開始，我笑著說：“這可不是在抬頭灣啦。環境不同了嗬。”
她卻有了氣啦：“我不待說你。環境變了，你發了財啦？沒了錢了，你還不是又把人家扔在地上的煙屁股揀起來，卷著抽。”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我的臉“唰”地紅了。站在一旁看熱鬧的青年男女同誌們，本來看得就很有興趣，這時候，就有人天真活潑地嚷起來：“哈哈。臉紅啦。臉紅啦。”旁的同誌也馬上隨聲附和，並且大鼓其掌：“紅啦。紅啦。”這一嚷，我的臉，果真更加發燙了。
我發覺，她自從來北京以後，在這短短的時間裏邊，她的狹隘、保守、固執……越來越明顯，即使是她自己也知道錯了，她也不認輸。我對她的一切的規勸和批評，完全是耳邊風！常常是，我才一開口，她就提出了一大堆的問題來難我：“我們是來改造城市的；還是讓城市來改造我們？”“我們是不是應該開展節約，反對浪費？”“我們是不是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簡單樸素的作風？”等等。她所說的確實也都是正確的，因此，弄得我也無言答對，這樣一來，她也就更理直氣壯了，仿佛真理和正義，完全是在她的一邊；而我，倒像是犯了錯誤了！她幾次很嚴肅地勸我：“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
我有什麼可反省的呢？我自己固然有些缺點，但並不像她說的那樣嚴重，除了沉默，我還有什麼辦法？可是，有一次，我忽然再也不能沉默了。我們破例吵了一架，這在我們結婚以來，還是第一次。
在今年六七月間，連日天雨，報上不斷登著冀中和冀西一帶鬧水災的消息。突然，她的精神也就隨著緊張起來了！每天報來，她就搶著去看。我發現，她是專門在找報上所列舉的水患成災的縣份和村名……她一麵讀著，不斷地發出驚歎：“嗬嗬。怎麼得了呀。才翻了身的農民，還沒緩過氣來，地又叫淹了！嗬嗬……”
有一次，我正在整理各地災情的材料，她看著報，就大聲嚷了起來：“這怎麼著好嗬！俺村的地全叫淹了。哎呀。日子怎麼著過呀。我娘又該挨餓了嗬。怎麼著嗬？哎？說呀！你說呀。”這我才發覺她是在征求我的意見。我出口說了句俏皮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誰也沒法治。黨和政府自會想辦法，你操心也枉然！”冷不防，她一伸手，一指頭直捅到我的額角上：“沒良心的鬼。你忘了本啦。這十年來誰養活你來著？”我說：“反正不是你家！”她卻真的又生我的氣了：“你進了城就把廣大農民忘啦？你是什麼觀點？你是什麼思想？光他媽的會說漂亮話！”我說：“誰比得上你的思想。‘當當當’的好成份。又是工人階級出身。”她把桌子一拍：“放你媽的臭屁。你別諷刺人啦。”就再也不理我了，好像很傷心的樣子。
過了幾天，我恰好得了一筆稿費：夠買一雙皮鞋，買一條紙煙，還可以看一次電影，吃一次“冰激淩”……我很高興，我把錢放在枕頭心裏，不讓她知道。
第二天，我正準備取錢上街，錢卻怎麼找也找不見了。心裏真著急。我隻好問她：“我的錢呢？”她說：“什麼？錢哪裏來的錢？你交給誰啦？”我繼續找，直找得頭上冒煙。她卻“噗嗤”一聲笑了。我知道準是她拿了，於是我就很正經地說：“這錢不是我的。”“得了。你別糊弄我沒文化了！稿費單上還有你的名字呢！”“是，是，我這錢，我有用處。我要去買一套‘幹部必讀’——十二本書。好好加強理論學習，比什麼也重要。”“誰還知不道誰哩。加強你的‘冰雞寧’、‘煙鬥牌’煙去吧！”我一看不對頭，隻好懇求了：“你拿一半行不行？”她卻說：“我早給家寄走了。”我不免吃了一驚：“真的？”她說：“糊弄鬼！”
我不知不覺地提高了嗓音：“這錢是我的。你不應該不哼一聲就沒收了。”哪知她的嗓音更大：“你沒花過我的錢？嗯？你的花被麵，你的毛背心……是誰的錢買的？”我說：“不稀罕。反正你得檢討檢討，你這樣做對不對？”她說：“對。家裏鬧水災，不該救濟救濟麼？”我說：“你把錢捐給救災委員會，那就算你的思想意識強，為什麼給自己家裏寄呀——那還不是自私自利農民意識。”她卻真的火了：“反正比浪費強。今兒格黑價（今天晚上）你就不準蓋我的被子。”我說：“好好好。”我一扭頭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