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也笑人。為了這麼芝麻粒大的一點事，我們三天沒說話，而且覺得很傷腦筋。恰好星期六那天晚上，機關內部組織了一個音樂晚會，會跳舞的同誌就自動的跳起舞來，這正好解悶，我就去參加了。
我正下場，忽然發現：她抱著孩子來了。一看她的神色，知道糟了。她氣衝衝地直躥到我的麵前，把孩子往我懷裏一塞：“你倒會散心。孩子有你一半責任，我抱夠了。你抱抱吧！”我說：“跳完這一場我就回去。”她二話沒說，把孩子往旁邊的“沙發”上一撂，雄赳赳地走了……
孩子不見他媽，就“哇哇”地號啕起來，和著手風琴的伴奏，發出一種奇怪的音樂，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我紅著臉，抱起孩子，回到臥室裏去。隻見她伏在桌上寫字呢。我悄悄地走到她的背後一看，原來她在給我寫信：“李克同誌：你的心大大地變了……”她發覺我來，馬上又把紙撕了。
孩子見了媽，掛著兩行眼淚，笑著，跳著，“哇。哇！”地叫，向她撲去，她才接過孩子，解開懷來喂奶，一麵走到門邊，背貼著門，向我命令地說：“不許走。咱們談判談判！”
三、她真是一個倔強的人
這些雖然都是非原則問題，但也恰好正在這些非原則問題上麵，我們之間的感情，開始有了裂痕。結婚以來，我仿佛才發現我們的感情、愛好、趣味……差別是這樣的大。
她對我，越看越不順眼，而我也一樣，漸漸就連她一些不值一提的地方，我也看不慣了。比方：發下了新製服，同樣是灰布“列寧裝”，旁的女同誌們穿上了，就另一個樣兒：八角帽往後腦瓜上一蓋，額前露出蓬鬆的散發，腰帶一束，走起路來，兩腳成一條直線，就顯得那麼灑脫而自然……而她呢，怕帽子被風吹掉似的，戴得畢恭畢正，帽沿直挨眉邊，走在柏油馬路上，還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樣子，兩腿向裏微彎，邁著八字步，一搖一擺，土氣十足……我這些感覺，我也知道是小資產階級的，當然不敢放到桌子麵上去講。但總之一句話：她使我越來越感覺過不去，甚至我曾經想到：我們的夫婦關係是否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幸好，不久她被分配到另一個機關去工作了。我歡歡喜喜地打發她走了，精神上好像反倒輕鬆了許多。
我想她這種狹隘、保守、固執……恐怕很難有所改變的了！她真是一個倔強的人。
我們分手以後，約摸有個半月的時光，她連電話也沒來過一個，卻對旁人說：離了我她也能活。
可是，我卻不能。即使我對她有很多不滿，然而孩子總還是十分可愛的。我一想起那孩子的烏亮墨黑的大圓眼和他那牙牙欲語的神氣，我就十分懷念。終於還是我先去找她去了。哪知道一見她，她卻向我一揮手：“今天工作太忙，改日來吧。”
我說她真是個倔強的人。這評語，越來越覺得確切了。特別是又發生了幾件事情以後。
當她到了那機關不久，找來了一個保姆：姓陳，叫小娟。樣子很伶俐，她爸爸是個蹬三輪的工人。
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她機關裏。那“老媽子房”裏的掌櫃，領著小娟來上工。一進門，指著我們倆，對小娟說：“這是小少爺的母親，這是……”
小娟畢恭畢正地向她鞠了個躬，叫了一聲：“太太。”哪知道我的妻，一聽“太太！”兩個字，就像是叫蠍子螫著了似的嚷起來：“呀。呀。別叫別叫。我不是‘太太’。我是我是……我們解放軍裏頭沒有‘太太。’我姓張，你叫我張同誌好了。記住。我叫張同誌。要不你就叫我大姐！”她說著就把小娟拉到炕上，和她並排坐下了。弄的那“老媽子房”的掌櫃，先是奇怪，接著也笑了：“對對。叫張同誌。‘太太’那名兒，嘿嘿。不時興了。太封建。太封建！”
我的妻馬上就給小娟上起政治課來：說她自己也是個窮人，曾經受過舊社會的壓迫，後來共產黨來了，她就參加了革命，得到了解放……因為工作太忙，孩子照顧不了，所以請小娟來幫忙，這樣，她對小娟說：“你也是參加了革命工作，咱們一律平等。和舊社會雇老媽子完全不一樣……”。
小娟聽得很高興，不住嘴地說：“您說得真好。您說得真好。”
小娟這孩子，雖說是伶俐，可是記性並不好。一不小心，常常又叫“太太”了。每逢這工夫，我的妻決不放鬆，一定及時糾正，並且又得上一堂政治課。弄得小娟反倒很不安了。
自從小娟來了以後，我的妻幾次三番給我打電話：要我給小娟找識字課本、找筆墨紙硯……並且還給她訂了學習計劃：一天認五個字、寫一張仿……一星期還有一堂政治課。我的妻自任文化教員兼政治教員。
每次周末的晚上，我去找她的時候，總是見她在給小娟上課，一本正經地念道：“窮人、要、翻身、團結、一條心、永遠、跟著、共產黨、前進。”小娟就跟著念：“窮、人、要、翻、身……”不知道為什麼，我有點感動了。心想：她真是個倔強的人嗬。
有一次周末的傍晚，我們從東長安街散步回來，看見“七星舞廳”門口圍著一圈人。過去一看：隻見有一個胖子，西服筆挺，像個紳士，一手抓住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一手張著五個紅蘿卜般粗的手指，“劈。劈。拍。拍。”直向那小孩的臉上亂打，恨不得一巴掌就劈開他的腦瓜。那小孩穿著一件長過膝蓋的破軍裝，猴頭猴腦，兩耳透明，直流口水……殺豬般地嚷著：“娘哎。娘哎。”嘴角的左右，掛下了兩道紫血……
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抄著手的、微彎著頭的、口含著煙卷兒的……但是，都很坦然。
這情景，在我看來，也已經是很生疏的了。覺得很不順眼，正想問問，忽聽得人群裏有人喝道：
“住手。你憑什麼壓迫人！”嗓音又尖又高。
一眨眼間，我突然發現：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她，是我的妻。這時候，她昂頭挺胸地站在那胖子的麵前，正像武俠小說裏所描寫的——那種“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客的神氣。我突然覺得精神上有點震動，但同時，馬上又模糊地想：她真是好管閑事。不知道怎麼著才好……
那胖子仍然一手擰住那小孩不放，一手貼到花領結上，很有禮貌地微微一笑。心平氣和地向圍著的人們說：“這小子，太可惡，太可惡。不知道的人，以為我壓迫人，其實，不然。我這個舞廳，是在人民政府裏登記了的，是正當的營業，是高尚的娛樂。拿捐，拿稅……而他，這孩子，卻用石頭子兒，往裏——”他一揮手：“扔。如果，把我的客人們，全攆走了，那麼，我——又當如何呢……”他還想接著演講，卻叫我的妻打斷了他的話：
“你說得對。這孩子扔石頭子兒，也可以說是一個錯誤。可是，我們是有政府的有秩序的。不是無政府主義。就說他犯了天大的法，也應該送政府法辦。你有什麼權力隨便打人？嗯？有什麼權力？你打得他滿嘴流血，好像你還受了屈似的？嗯？讓大夥兒評評理。”
這時候，人群裏就有人嚷起來：“對對對。這同誌說得對。”
有一個苦力模樣的人，也就走到那胖子麵前，轉過身來，指著那胖子向大夥兒說：“這位先生說得不假。這小孩兒是往舞廳裏扔了一個石頭子兒。我親眼看見的……”
胖子馬上微笑點頭：“諸位聽著。不假吧？光憑我一個人說不行！不行！”
那苦力接著說：“可惜這位先生說得不全。那小孩兒憑嘛平白無故地扔石頭子兒哩？是那麼一回事兒：剛才他在舞廳門口向客人們要錢，這位先生攆他走，他走慢了一步，這位先生
‘啪’地給了他一個響鍋貼（耳光）。回頭，過了一會兒，這小孩就扔了個石頭子兒，就又叫這位先生抓住了。這我也是親眼看見的。現時不是那個世道了，是人就得說實話！”
胖子顯得有點不安了，掏出一塊小花手絹來不住地擦額角，對我的妻說：“同誌。我認錯行不行？”說著掏出了一張五百元的人民券，向那小孩一伸：“給。買糖吃。哈哈！”
那被打了一頓的小孩，好像一切的仇恨，馬上就消失了。把嘴角的血一擦，正想伸手去接，卻馬上被我的妻喝住了：“別拿。太便宜啦。一頓巴掌隻值五百塊錢？”
胖子馬上伸手到口袋裏，慷慨地說：“再加二百。”
我的妻卻發了大火啦：“嗯。你真明白。你以為還在舊社會——有錢能使鬼推磨，有錢能使鬼上樹？哪怕你掏一百萬人民券，也不能允許你隨便壓迫人；隨便破壞人民政府的威信。走。咱們到派出所去。咱們是有政府的！”
圍著的人也就說：“對對！”
結果還是到了派出所。
那胖子先生認了錯，表示切實悔過。於是罰了他二千元人民券，賠償給那小孩作醫藥費。同時也批評了那小孩，以後不要扔石頭子兒。
我跟隨著我的妻從派出所回來，她很興奮地問我：“剛才你怎麼一句話也不說？”我說：“我有什麼說的。那樣的事，在城市裏多得很，憑你一個人就管清了？這是社會問題，得慢慢……”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叫她打斷了：“去雞巴的吧。不吃你這一套。我就要管。這是新社會，我就不讓隨便壓迫人。我就不讓隨便破壞咱們政府的威信。咱們是有政府的，不是無政府主義！”我連忙說：“對對對。正確！”同時也覺得有點好笑，我真想說：什麼叫“無政府主義”？你知道麼？瞎用新名詞兒。可是，我知道這句話是說不得的。
她真是一個倔強的人嗬。我開始分析：她對舊社會的習慣為什麼那樣的憎恨？絕無妥協調和的餘地。我想，這和她自己切身的經曆是分不開的。
她出身在貧農的家庭，十一歲上就被用五鬥三升高粱賣給人家當了童養媳，受盡了人間一切的辛酸，她的身上、頭上、眉梢上……至今還留著被婆婆和早先的丈夫用燒火棍打的、擀麵杖打的、用剪子鉸的傷痕。共產黨來了，她就毅然決然地參加了革命。為著自己的命運戰鬥了。革命對於她，真可以說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絕無後退的路。
她曾經在遊擊區跳溝爬牆，和日本人、漢奸搏鬥。她的手殺過人……
她曾經在老山溝裏的軍火工廠裏，製造子彈、裝配步槍……為了突擊生產，把右手的食指在“壓力機”上撞下了一小節指頭，成了一個疙瘩……
日本人來“掃蕩”了。她率領著一班女工，連夜抬著機器，蹚過齊大腿根的水去“堅壁”。因此落下了“寒腿”的病，每逢陰雨，至今還隱隱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