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當然不是一個好東西，若說他是一個殘暴自私的惡棍，我是不會有任何異議的。
但滿清豢養的禦用文人和洋人奴才告訴我們的卻是另一種景象，他們告訴我們張獻忠是一個為殺人而殺人，歇斯底裏的精神病患者，所以他把四川人屠殺光了。
那麼事實真相究竟如何呢？張獻忠是不是這樣一個神經病呢？
首先我們要對記載張獻忠屠四川的各種史料進行一個辨析。
孫次舟寫的《張獻忠在蜀事跡考察》對清人寫的張獻忠屠川史籍有一個論述。
滿清官修《明史》張獻忠屠蜀的記載來自於康熙“禦用特務”王鴻緒係統改編的《明史稿》（以萬斯同的《明史稿》為基礎）。
《明史稿》對張獻忠屠蜀的記載有兩個史料源頭，一個是《綏寇紀略》，另一個是毛奇齡的《後鑒錄》。
《綏寇紀略》的史料源頭又是《鹿樵紀聞》，毛奇齡《後鑒錄》的史料源頭則是馮?的《見聞隨筆》。
《鹿樵紀聞》現在已經沒有完整本流傳於世，隻殘存三卷，據孫次舟所說“不但殘缺不全，內容也有被後人改動的痕跡（參‘神州國光社’本所載畢沅跋文）”。
《綏寇紀略》則是在《鹿樵紀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係統篡改後的結果，孫次舟說《綏寇紀略》的作者是吳梅村，但據他自己引用的全祖望說法，顯然不成立的。全祖望在《跋綏寇紀略中》說“陳令升曰:‘梅村綏寇紀略，不類其集，疑非梅村所為’。……及見林太常璽?答先贈公帖子，謂此書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遺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為不肖門生鄒漪竄改十五，遂無完本。”(《鮚?甕ぜ?吠獗嗑磯???”
也即《綏寇紀略》是吳梅村的不肖門生鄒漪對《鹿樵紀聞》篡改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內容後形成的結果。
而滿清在把《綏寇紀略》內容收錄進《明史稿》的時候，又做了更進一步的篡改，關鍵的地方顛倒了事件的時間次序。
比如《明史》張獻忠傳中說“於是我兵擒獻忠出斬之。川中自遭獻忠亂，列城內雜樹成拱，狗食人肉若猛獸，虎豹齧人，死輒棄去，不盡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遍體皆生毛。”
這段話中的“雜樹成拱，狗食人肉……遍體皆生毛”是從《綏寇紀略》裏抄來的，給人的感覺這就是張獻忠被殺時四川的情形。
而《綏寇紀略》原文在敘述張獻忠死，到“城中雜樹皆成拱”之間，有長達兩頁，一千多字的內容。敘述的內容包括了袁韜、武大定、楊展、呂大器、劉文秀等軍隊活動的情況。
然後是“文秀遂據蜀。又累年而後平，蜀亂久，城中雜樹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鋸牙，若猛獸。……”[4]
很顯然，編篡《綏寇紀略》的人本身為迎合滿清統治者的需要，在敘述的過程中竭力把四川殘破荒涼的恐怖景象說成是張獻忠和張獻忠死後十幾年抗清軍隊活動的結果，這已經是奴才替主子極盡遮蓋粉飾之能事了，對滿清獸軍隻字未提，隻含糊的說了一句“又累年而後平”。
那為什麼到了修《明史》的時候，滿清主奴對這樣的描繪還不滿意，要進一步篡改呢？
隻能說是做賊心虛，擔心承認四川這種全省殘破的景象其實是在張獻忠死後十幾年，那無論給其他抗清軍隊潑再多的髒水，還是會露出馬腳，別人依舊會聯想到清軍頭上。所以覺得篡改還不夠徹底，還不安全。隻有進一步顛倒時間次序，索性全部推到張獻忠頭上，這樣可以讓清軍徹底擺脫幹係了。
到這裏，《鹿樵紀聞》到《明史》這條線已經清楚了。
再看另一個源頭馮?的《見聞隨筆》，馮?曾經賣身給吳三桂為奴，後又成為清廷奴才，招撫廣東。其寫《見聞隨筆》是受了主子之命，專門寫出來（或者說偽造出來）供清廷修《明史》之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裏說：
“時方開局修《明史》，總裁葉方藹以?久官雲南，詢以西南事實。因摭所記憶，述為此編，以送史館。毛奇齡分纂《流寇傳》，其大略悉取材於此”。
其書據清鹹豐年間葉廷館考證是抄襲《劫灰錄》的基礎上再加以偽造篡改而成的結果，如孫次舟所說“馮?奉命撰寫的《見聞隨筆》，是抄襲與偽造的混合品。”
以上是清朝官修《明史》關於張獻忠屠川之說的各史料源頭分析。而大量其他野史性質的記錄呢？
絕大部分都是按照滿清官方的口徑，或互相抄襲的基礎上添油加醋，或雖有當時人記錄，卻係統改編後的結果。
如《蜀碧》本身就是乾隆時期的清廷奴才，偽翰林院庶吉士，禦用文人彭遵泗為迎合主子意圖而寫的，基本上是把前麵清廷偽造的一批史料又來一次收集整理和加工。
還有一些野史的作者自稱是明末清初親曆四川戰亂的人，但一查考其書年代，都是清朝晚期甚至民國時期才冒出來的。
比如費密的《荒書》是清朝光緒年間出現的，歐陽直的《蜀亂》（蜀警錄）是清朝道光年間出現的，沈荀蔚《蜀難敘略》則是民國時期出現，馮之?的《馮氏曆亂記》也是民國時期出現。
其出版前言大同小異，都是其子孫說先父先祖所作，秘藏不示人，然後最近才有機會刊刻雲雲。
如果這些書確實觸犯滿清**忌諱，不得不秘藏多年才晚出，倒可以理解。但實際上這些書內容大同小異基本都是按照清廷口徑把四川屠殺的責任推到張獻忠和抗清義軍的頭上，對滿清罪行避而不提。
這些書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壓根是偽書，所謂作者親曆純係虛構，不過是假托姓名。主要事件處處注意與官修史書一致，細節的地方，搜羅各種野史基礎上，混合雜糅，自己添油加醋編造一些東西進去就完事了。
另一種可能是確實有明末清初之人留下的原始稿本，但在兩百多年的時間裏，已經被其後人按照清廷官方的口徑進行過係統的刪除、改寫。
如歐陽直的《蜀亂》，關於明末崇禎時期四川情形的記載不觸犯滿清忌諱能夠存留下來是可能的，而清初順治年間的大部分內容當為其後代按照清廷官方口徑編纂而成。
由這類性質的書籍要想判斷清初四川的真相基本不可能。
這其中可能隻有傅迪吉《五馬先生紀年》（現存道光時傅錦濤據原稿的手抄本和光緒時傅春霖的抄本）是一個例外，這本書的內容和其他書截然不同，對南明官員將領的稱呼保存了當時的原貌，許多細節不是當時親曆者，根本不可能寫得出來，顯然並未經過後來者係統篡改。是價值極高的第一手撩。
還有一本書，是外國傳教士的《聖教入川記》，初版於1918年。這本書作者是古洛東，法國人，生於1840年。有些人曾經宣揚，所謂《聖教入川記》是明末外國傳教士用外文寫的，長期不為人知，然後在到了民國初年，才被發現，才翻譯成中文。
這是根本錯誤的，這本書從一開始就是用中文寫的，根本沒有經過所謂翻譯，這一點可看人民出版社1981年四月版的《聖教入川記》出版說明。
而古洛東用中文寫的這本書又自稱是依據上海的某個耶穌會神父向他出示的明末傳教士安文思、利類思記載的抄本，然後再摘錄滿清官修明史中的記錄作為注釋。安文思在四川被滿清俘虜後帶到北京，據說寫有《張獻忠記》，《聖教入川記》的出版說明則稱《張獻忠記》“原本至今未發現”。
我又查法國的費賴之著，馮承鈞翻譯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在第八八傳安文思的注釋（五）中說“《一六五一年中國著名大盜張獻忠暴行記》。是編記張獻忠事。衛匡國(第九零傳)神甫曾采其文作《韃靼戰記》。原寫本現應藏羅馬耶穌會檔案中，杜寧一茨博特神甫記利類思、安文思二神甫事曾大采其文也。”
則《一六五一年中國著名大盜張獻忠暴行記》即為傳說中的《張獻忠記》，是此事的最原始文獻，《聖教入川記》、《安文思傳》、《利類思傳》、衛匡國的《韃靼戰記》張獻忠部分都是這一文獻的衍生品。但問題的疑點是張獻忠死於1647年正月（陽曆），何以書名卻是1651年，莫非作者是另有暗示？
我們有理由斷定這個《張獻忠記》是安文思被滿清俘虜之後，為了活命或者為了更順利傳教，秉承滿清統治者之意，出賣靈魂，偽造曆史，欺騙外人之作，其雖為外文記載，但並不忠實於曆史。
《聖教入川記》中記載的張獻忠完全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他殺人純粹是一種心理病態，精神失控的表現，殺完之後，又會後悔得自殺。如以下記載：
“一日，獻忠出城巡閱軍隊，見人數之少大不如前，且隨身官員不及登極初人數之眾。又見城中空無人居，而川省遭其殘暴，成為曠野。不覺憤火中燒，狂怒間抽刀自刎，被左右上前攔阻，未得斃命。”（《聖教入川記》第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