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同樣根據安文思記載來敘述張獻忠之事的衛匡國《韃靼戰紀》裏又變成了是張獻忠要去陝西，怕四川人反叛而進行的屠殺了。
這些敘述上的矛盾混亂，前後支離，恰恰是一切偽造曆史的記述慣有的通病。
若張獻忠是如此一個精神病患者，那不知道他是怎麼從崇禎二年帶領隊伍一直到順治三年，堅持整整18年之久的？他又是如何能委曲求全，數次假投降，接受招安，把明朝官員騙得團團轉的？又有誰會把這樣一個行為完全無法自控，隨時殺自己身邊人，甚至自殺的精神病當作領袖？恐怕隻有精神病人才會跟著這樣一個精神病！
但從後來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人的表現來看，他們很理性，很正常，具備一切正常人具備的同情心，甚至有時候顯得過分的仁慈（比如李定國從雲南敗退的時候，為百姓著想，居然把大批糧食留給了清軍），和精神病沒有半點關係。
我們有理由相信，安文思這些人寫張獻忠的記錄，是直接在滿清頭目的授意和威脅之下進行的。以滿清近於**和瘋狂的對輿論控製的心理，他們完全可能想到利用安文思等人，偽造曆史，欺騙包括外國人在內的所有世人。
清廷奴才以及安文思之類記述的張獻忠和大部分屬下，基本上是一群沒有任何理性的精神病群體，完全是為殺人而殺人，殺市民、殺讀書人、直至殺自己的軍隊，哪怕是再忠順於他們的人，隻要言語行為略不對胃口，就下令屠殺。
但從滿清**下幸存的一些資料來看，許多事實和這種描述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孫次舟摘錄1945年成都排印《李忠烈公四世劫灰集》卷一的《明殉節故紳北禮部主客司郎中李公諱含乙事實》中記述說
“是時獻逆亦僭號成都。所署偽縣令楊以為，親至家款奠(李母)，將以禮招公。公匿不往，潛卜地葬母。事畢，賊首吳之茂、趙萬邦將數千人至縣，聞公不出，大索村裏。……即??扁舟至江幹，挺身示賊。大叫曰……。遂奮投逆流中，賊眾爭駕小舟挽救。誌在必死，急以頭沒水汛波。湧徊淺灘，竟為賊所獲。並邏得公胞兄儲乙公。驅入城，欲以禮送詣獻忠。公?目喝之……。賊怒，引出將加刃。儲乙公素剛直，不能忍，厲聲大罵，公惟仰天大笑而已。……賊知不可屈，乃係之獄中，以兵守之。”
李含乙要自殺，把他給救了上來，他兄長厲聲大罵，他仰天大笑都不殺，隻是關在監獄裏，到最後李含乙還被劫獄給劫走了，張獻忠部下的耐心和寬容程度真是令人嘖嘖稱奇。
另外我在《天問閣集》裏也找到類似的例子，《渠縣李公傳》說其原為禮部郎中，母喪丁憂回鄉，正好遇上張獻忠攻陷四川，“時賊已略定蜀境，府縣遍署偽職”，偽知縣勸說其為張獻忠效力，他推脫葬母之後再說。“公曰：‘吾故母未葬，乞寬假，葬母畢，即西爾。’蓋獻賊之偽國號西也，偽知縣信之，聽公葬。”
然後他聯絡舊部，和江上義民合謀，‘陰收舊部曲與江上通，計劃已，遂忽攻城，擒偽知縣並偽諸將，斬之。渠得複焉’”
從這些記述看，張獻忠和其手下還是保持了相當程度的理性和忍耐，不但沒有濫殺人，甚至對明朝前官員都盡可能禮遇，以便籠絡人心。
這些都可以看出張獻忠或許極端殘暴，但他絕不可能是安文思等人描述的那個頭腦完全不正常的精神病患者。
可笑的是，安文思、利類思二人或許也覺得他們編造的謊言實在漏洞百出，又炮製了一些更離奇的神話來試圖自圓其說。
比如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如果張獻忠是他們描述的那樣一個殘暴的精神病患者，那為何偏偏放著他們這兩個洋人不殺？
這兩人給出的理由是張獻忠愛好西學，愛好西方天文，要留著他們製造天文儀器之類。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第237頁說“獻忠初得成都，人心歸之。蓋獻忠才具性情實有過人之處。其為人公正，慷慨聰明，練達、愛好學術”
這些話半真半假，說初得成都，人心歸之，當有真實成分，愛好學術雲雲則純屬不經之談、
這可以和《聖教入川記》第22頁中的“獻忠詢問二司鐸教內事件，並詢西學，問算學之事甚多。獻忠聞之，隨同左右辯論，頗有心得。其智識宏深，決斷過人，二司鐸亦暗暗稱奇。獻忠天姿英敏，知足多謀，其才足以治國。然有神經病，殘害生靈，不足以為人主。”對照
這些記載純屬為圓謊而編造的荒誕囈語。所謂張獻忠愛好學術，張獻忠愛好西方算學、天文雲雲，真是天花亂墜。
不顧及張獻忠壓根就是一個大字不識的文盲，一個粗俗至極的**惡棍殺人犯而已！
愛好西學，尤其喜歡算學，還可以就這些話題同左右辯論，還“頗有心得”，真是可以讓人笑掉大牙。
安文思小心翼翼迎合其滿清主子的歡心，偽造曆史，編造了許多類似性質荒誕不經，自相矛盾的故事，也並未給他來好運。
根據《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的安文思傳“一六六二年文思受鞠訊，受夾棍二次，擬絞。輔政大臣等釋不問，蓋欲為一網打盡之計也、(利類思撰《安文思傳》。)”
“自是以後，文思遂不複能盡其傳教之職，而執工匠之業，為幼帝康熙製造器物，蓋欲以此博帝歡，俾能繼續傳教也”
其受盡滿清虐待酷刑，仍舊如小醜一般，作工匠“以此博帝歡”，則其偽造曆史“以此博帝歡”，當然更不在話下。
其最後身死，也和所受滿清酷刑有關“文思棄世前三年，兩足夾棍傷發，痛甚，繼之以腫，夜不成眠，如是者三年，終於一六七七年五月六日歿。”[5]
安文思徒然獻媚，仍落得如此下場，亦可憐可笑至極。
另外衛匡國的《韃靼戰記》的詭異態度也能說明這批傳教士的問題。他對發生在眼皮底下的浙江、福建多處大屠殺如金華大屠殺，建寧大屠殺，完全以一種冷漠甚至幸災樂禍的殘酷態度加以敘述，對滿清毫無譴責之意。
比如敘述金華大屠殺的時候說“守將英明指揮，作戰勇敢，使韃靼人傷亡慘重，被迫遠離城池紮營。後來韃靼人從省城運來大炮，轟開城牆許多缺口，快要倒塌，由此進入城內。他們滿懷仇恨燒殺擄掠。城守在府宅裏用一桶火藥炸死自己和全家，以免他和家屬落入敵手”
這個被衛匡國以如此冷漠態度描寫的金華城守，就是前麵幾段還說“他是我的好友”的朱大典。
而且前麵他寫自己居住在溫州溫溪地方清軍破城的時候，衛匡國還無恥至極的欣然剃發，“他問我願意不願意改換我的中國服裝，剃掉我的頭發，我欣然同意。於是他讓我當場剃光頭。我對他說光頭不宜著中國裝，他脫下自己的靴子讓我穿上，把他的韃靼帽子戴在我的頭上”。
而與此同時溫溪居民正在被滿清獸兵瘋狂屠殺，這個衛匡國在字裏行間還恬不知恥，洋洋自得賣弄自己保命成功的策略。
至於衛匡國對建寧大屠殺的描繪更顯卑劣冷漠了，他說“（清軍）讓挑夫把大炮抗在肩上，輸運過山，將城池摧毀，進行屠城；我的友人函告我，死者計有三萬人；韃靼人對此仍不滿足，再縱火焚燒，把全城化作灰燼；這樣基督徒為禮拜上帝修建的莊嚴教堂，也被吞噬的火焰毀滅；但在教堂工作的教士卻奇跡般的逃了出來。猶如命運將人們從索多姆（《聖經》中的罪惡之城）救出。索多姆一名很適用這個城，因為他犯下了叛逆罪。”
言下之意滿清屠城是應該的，其心態卑鄙殘忍，已經讓人無法用言語來表達。他當時就在福建、浙江等地流竄，可以說這些地方滿清屠殺罪行是他親眼目睹的，可是這個卑鄙之徒眼裏，隻要能傳教，殺再多的中國人，都無所謂。
在這些傳教士看來，野蠻的韃靼人上台之後，隻會對他們傳播宗教更為有利。畢竟文明水平降得越低，越可以讓他們得逞。而明朝知識分子追根究底的理性辯論，早就讓他們窮於應付，焦頭爛額了。
衛匡國對遠在天邊，毫無接觸和了解的張獻忠，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破口大罵張獻忠是“天生怪物”“該死的家夥”“恐怖野獸，而不是人類”“批著人皮的魔鬼”。
放著他親眼目睹的滿清**不去譴責，卻對一個遙遠的隻是傳聞裏聽說的人如此狂罵，這種詭異的表現隻能說是另有玄機。
從衛匡國身上，我們可以看清楚這些西方傳教士的卑劣心態。他們被清軍所俘虜，他們為保命，醜態百出，極盡阿諛討好之能事。他們為了討得清廷主子的歡心，對其狂暴屠殺輕描淡寫，甚至覺得理所應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