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滿清主子的授意之下，他們肆意編造篡改曆史，以便為傳教掃平道路。當然最根本的目的是，他們既然要在滿清統治者的翼護下傳教，就當然要千方百計淡化滿清的獸行，而竭盡全力醜化滿清的對立麵，否則豈非讓他們自己成為同流合汙的惡魔了？
總之，滿政權在四川被屠殺光一事上，可謂撒下了天羅地網，絞盡腦汁動用一切可能手段粉飾掩蓋自己的罪行，把這當作國家工程來進行。
在百多年的**配合下，從裏到外，從下到上，對所有可能的相關史料都進行係統篡改。為害怕自己的獸行暴露於世，甚至對被他們俘虜的傳教士，都威脅利誘，唆使他們寫篡改曆史的著作。由於當時在華傳教士頗多，所以完全可以利用這些傳教士不擇手段達成傳教目的之心理，以及通過不同傳教士之間互相監督控製來達成這種目的。
對各種關於張獻忠屠川的史料辨析就到這裏，下麵說事實本身。
張獻忠四川初期統治還是相當寬鬆的，連對明朝鄉宦官紳的管製都很寬縱，以至於讓他們有機會聯絡串通，攻取地方，這從前麵引用的材料也可以看出。即攻破城池，也絕非如滿清一般，動輒屠城。
而清廷奴才偽造的曆史裏麵，則從一開始就胡編亂造，無限誇大，連篇謊言。
如談遷國榷中引用《四川按察使僉事張一甲奏》[6]，保存了一份寶貴的原始資料。張一甲給當時的南明政府報告說六月二十一日張獻忠攻破重慶，殺死官紳，另外兵民砍一手者萬計。
但到了一些清人著作中，就變成了張獻忠盡屠其城，幸存者全部砍手（如歐陽直的《蜀亂》），有的則說城內被張獻忠屠殺數百萬，砍手的有三十萬人。
南明官員的奏本，自然最為可靠。由此也可見清人關於張獻忠的記載，基本都是任意誇大，誕妄不經，無一可信者。。
張獻忠也確實屠殺平民，但那是在順治二年末到順治三年之間。主要是四川百姓得知南明政府成立，各地群起擒殺張獻忠委派官吏之後。
其屠殺範圍，主要在成都和成都周邊地區。其規模也遠沒有滿清奴才渲染得那大。
成都殺掉的人，據《利類思傳》所說為四萬人“是以命所部將卒盡殺成都城內居民，不分男女老幼貴賤，四萬餘人盡死。”（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第238頁）
這也是謊話未圓，前後自相矛盾之處。若是全城盡屠，則當時之成都絕不止四萬人也，四萬人的話比福建一個縣的人口還少了。
另據《五馬先生紀年》的一段記錄，則當時有配偶之人以及年輕男女是有活命之機會的。
“又問曰：‘你有婆姨否?’餘應之以無。餘竟無可告，並無一毫望生之念矣。彼又戀戀不忍去，低頭不語，若有所思。忽抬頭一看，即大呼日;‘垣梁虎!’.虎至，其人身材魁梧，麵貌雄偉，是兵中之壓班者也。指餘而言日:‘這位好朋友，我欲帶他到營中，老爺不許夾帶生入。是有婆姨雙雙的還肯留，單身的恐怕逃走，斷不留矣。他又無婆姨。’虎回言，即叫兵丁三、四人去扯一個婆姨來。少頃，扯一人至，彼以年貌不相若，將三、四兵丁大罵大嚷:‘你看如此聰俊小漢，將此婆姨配他，老爺肯信麼?倘若不信，連我們都不好了。再去!’果然又拉〔扯〕一人至，此二人俱言‘好，好。’隻是捉此婦兵拚死不肯丟手，口言:‘我捉的人，你怎麼搶奪我的?’二人遂將為我之言，細細與之說了一遍，不聽。又說:‘我等與你俱有陰德。’越不聽。又言:‘將一婦人與你掉換。’亦不聽。於是，動垣梁虎之怒，大喝將此婦之繩抹了，將此兵鎖住。推的推，扯的扯，驅之而去，競不複來。此二人將此叮嚀囑咐，命此婦認餘為夫，又與說其所以。問餘是甚麼年生?餘應之日‘丙寅年生。’隨問(向)此婦:‘你說是丁卯年。若差一字，即時就殺了。’遂將餘鎖一頭鎖伊，安值(置)停妥，餘又以為生矣。二人俱去，許久不見一人來，餘又以為之疑懼。”[7]
還有張獻忠屠殺鄉村山野之人的說法，但此類說法皆屬誇大，當時張獻忠殺戮最多者不過是成都周邊地區，其在川造成的人口死亡數字最誇張也不會超過一百萬（任乃強在1947年寫的《張獻忠屠蜀辨》中的估計是五十萬人）。
另一點也能說明問題，眾多曆史記載都表明張獻忠死後，他的幾個親信義子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人率領的大西軍餘部，軍紀極好。（這些記載之所以能存留，也在於滿清重點是抹黑張獻忠在四川時期，其他方麵則相對疏漏）
這方麵顧誠在《南明史》中就引用了大量史料，如大西軍在1647年逃亡的過程中，進入遵義，“秋毫無犯”（九峰居士編輯《粵滇紀略》卷二《孫可望陷重慶》）；進入貴州，“所過民皆安堵”(民國《貴州通誌》，前事誌十七)；在雲南“孫可望等立法甚嚴，兵民相安。”（《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政圖治安》。）
後來出雲南到四川、廣西、湖廣抗清，無論劉文秀、孫可望，還是李定國，其率領的明軍軍紀之好，絕不擾民，更是讓百姓讚不絕口，史不絕書。
“定國智勇冠其曹，且嚴紀律，民皆安之。或傳定國兵當以夜至，比曉則已過盡矣。(也即軍隊經過地方，夜不宿民房，聽說晚上要來，結果早晨起來一看，軍隊已經過去了，百姓連察覺都沒有。)”（陳聶恒《邊州聞見錄》卷十《李定國》條。)
（李定國）“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所至人爭歸之。”。（張怡《?聞續筆》卷二。）
“是時，南府出川，嘉定袁、武二賊出走。餘亦至彼討令諭安家。南府者姓劉名文秀，張獻忠餘黨也。反邪歸正，不殺人，與孫可望等自立為平東、安西、撫南、定北四帥，以扶明為名，共事永曆帝。”（《五馬先生紀年》）
“劉文秀之入蜀也，善撫恤軍士。蜀人聞大軍至，多響應。於是，重慶、敘州諸府縣次第皆複。”（黃宗羲《永曆紀年》。）”
孫可望、李定國等人的軍紀之好甚至是連清人奴才都承認的事實：“壬辰（1652，順治九年），可望略湖南，……其行兵有五要：一不殺人，二不放火，三不**，四不宰耕牛，五不搶財貨。有一於此，軍法無赦。……楚人曰：孫、李二將有五伯之假仁假義、王莽之謙恭下士。而永曆之為君，遠過乎劉禪，近勝於弘光”（丁大任《永曆紀事》，）
顧誠認為這是改變政策的結果，這當然是正確的。
但改變政策僅僅是一個方麵，另一個更重要的方麵是，即便在張獻忠時期，有過濫殺平民的命令，但其殺戮的規模也絕不可能太大，否則後麵孫可望等人再改變政策，也不可能出現上述秋毫無犯，民皆安堵的記載。
道理很簡單，如果士兵已經把濫殺平民當成習以為常之事，人人都如野獸一樣毫無同情惻隱之心，整日以殺人為事，那麼這種殘暴就會變成一種根深蒂固的心理習慣，人的心性都會變得和**一樣，一日不殺人恐怕就會手癢了。
暴力血腥就和毒品一樣會上癮，這已經被無數的犯罪心理學家研究並證明，當一群人已經把殺人當成家常便飯，要使他們突然改性，這決不是一紙命令能夠做到的，一批從來就是冷酷無情，殺人如麻的人，怎麼可能突然就變成仁義之師？滿清獸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尤其是張獻忠死後，大西軍餘部全線潰敗，在朝不保夕的逃亡過程中，士氣沮喪，前途渺茫，悲觀失望乃至絕望是必然的事情。
這種情況下，已經習慣成天殺人的士兵，隻會把憤怒鬱悶加倍的發泄到沿途百姓之上。結果現在反而會嚴守軍紀，”所過民皆安堵”，這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就假設李定國、劉文秀、孫可望這些人轉了性子，嚴令約束好了。但問題是在逃亡的時候，這種約束究竟有多大的效力？將領恐怕討好士兵還來不及，否則稍不如意，激起嘩變，或者潰散，那隻能更徹底完蛋。
所以說將領從上而下改變政策僅僅是一方麵，更重要的一點對大西軍的官兵來說，他們並沒有如清廷奴才汙蔑的那樣在張獻忠時期成日殺人，乃至把四川大部分人殺光雲雲。
張獻忠個人自私殘暴的政策下，對局部地區有過濫殺行為應當是事實，但其持續的時間和範圍都有限，遠不能和把殺人當成習慣的滿清獸軍相比。
正因為如此，大部分官兵還是良心未泯，還是保持了正常人應有的同情心寬容心。所以當孫可望等人改變政策的時候，雖然處在逃亡之中，其命令依舊很容易被士兵們執行下去。而後來在雲南休整之後，聯明抗清，更是成為軍紀最嚴明，最愛護百姓的軍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