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裏引用的傳教士都是明代來華，親眼目睹過明代中國情形的傳教士的記載，他們不比那些道聽途說的人，也不比那些後世隻憑紙麵描寫而妄自揣測的人，因此他們的證詞應該是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屬於嚴格意義上的第一手史料。
1、曾德昭的記錄
首先引用的是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的記載，他原名奧伐羅·塞默多(AlvaroSemedo)，在1613年來華，而後在中國各地傳教，曾經在杭州、嘉定、上海、南京、西安居住過多年，行程遍及中國南北。在大明生活了22年之久，1637年從澳門返回歐洲，途中寫了《大中國誌》，1649年又返回廣州，曾經為南明永曆帝宮中人員舉行宗教儀式，後來死於廣州。
其對已經處於連年大災，內憂外患，經濟蕭條時期的明末中國情況的記錄還是有重要參考價值的。
下麵是他關於明代人口之多的記錄
“我曾在流往杭州(Hamanchim)河的一個港灣停留8天，等待數量驚人彙集起來的船隻通過。一個砂漏時辰過去，僅數一數往上航行的小船，就有三百艘。那麼多的船都滿載貨物，便利旅客，簡直是奇跡。船隻都有頂篷，保持清潔。有的船飾以圖畫，看來是作為遊樂之用，不是運貨的。”[1]
“這個國家人口眾多，不僅村莊，連城鎮都彼此在望，有些地方河流甚多，屋舍幾乎連綿不絕。”[2]
“中國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裏生活了22年，離開時和剛到時一樣，擁擠的人群令人驚歎。情況確是這樣，絕非誇張，不僅城鎮及公共場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大道上也彙集了大群的人，很像歐洲通常過大節或.群眾集會。”[3]
“它（指南直隸應天府）有令人驚羨的遊樂場所;境內人口眾多，村落彼此相接，由3英裏接3英裏不斷。雖然現今因皇帝不駐蹕於此而人口減少，各處仍能遇到擁擠的人群，街道難以通行。”[4]
“中國人體質好，身體壯實，他們是艱苦的勞動者，他們的上等土地用技術開耕，收獲豐富，而較差的土地，不管多小，(無一尺未開耕的土地)靠辛勤勞作，他們也終於使它有收成。”
“我路過河南(Honum)，看見有人用三塊鐵犁，即犁頭耕地，走一趟就犁出三條畦。又因土壤宜於我們叫做Feazols即菜豆的種子，他們把它放進一個固定在犁的頂端的容器，即方盤內，這樣，豆種隨犁頭前進緩緩撤播地上，像穀物隨磨鬥轉動落入磨石。所以耕地和撤播來年期望的穀種，是同時進行的。”[5]
2、蓋略特?伯來拉《中國報道》
蓋略特?伯來拉在嘉靖時期因從事非法走私活動並有海盜嫌疑，被明朝政府抓捕，關押在福州監獄裏，後被釋放，他在《中國報道》記敘的就是其留在中國時期的見聞。關於嘉靖這次葡萄牙人被抓捕，《明史》裏也有記錄，牽涉到的就是有名朱紈的事件。下麵是伯來拉記述的嘉靖時期明代人口之多的情況。
“這個國家靠海的地方人煙稠密，因此你每走一裏都會看見一些城、鎮或客棧，豐足地供應各種物品，致使他們平安地在城鎮生活，但住在外麵的卻很窮。到處人太多，你可以多次在一裸樹下看見成群的兒童，而本來會認為那兒是根本找不到人的。”[6]
“國內人煙稠密，沒有一尺土地沒有開墾；我們在往福州的路上沒有看見什麼牛群，隻看見村民耕地的牛。拉犁隻用一頭牛，不僅在這個省，在別的牛群多的地方也一樣。這些村民耕地技巧好，我們則要用氣力。”[7]
3、克魯士《中國誌》
克魯士1556年也即嘉靖三十五年前後在廣州，這一點可以從他的《中國誌》的最後一章《一五五六年中國人受到上帝的懲罰》得知，他說到的上帝的懲罰是指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1月發生在陝西的八級（或九級）超級大地震，這是人類曆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地震。這時候他肯定在廣州，這一段可以證明：
“我在廣州城向一位富有的中國商人打聽國內發生的天災，他不能用口把情況告訴，就給我一封他收到的信，裏麵談到所發生的事，叫我抄錄一份再還他。但他又不相信我，便自己抄寫，把抄件留下而把原件給了我。我在一個通曉兩國語言的人幫助下，把它譯為葡語，其大意如下:山西(Sanxi)和山東(?Sanito)的大老爺向皇帝上奏稱這兩省發生強烈地震，白晝變得暗若黑夜(他沒有說延續了多久)。”[8]
（這也說明無論這些歐洲傳教士如何記載大明的富庶繁華，但他們骨子裏都是抱著對中國的敵視和嫉妒仇恨，因為中國人在他們眼裏始終是異教徒，所以才把中國發生的災害，幸災樂禍說成是上帝懲罰）
摘錄的主要是克魯士關於明代人口、農業和飲食方麵的記載。
“我也要在這裏給讀者們一個必要的警告，讓他們能想象到中國的事物有多偉大，也就是說，盡管遙遠的事物常常聽起來比實際的要大，現在卻剛好相反，因為中國比聽起來的要大得多，看到它給人留下一個和聽到的或讀到的極為不同的印象，這由我本人和其他人在眼見中國事物後所證實。
“這必須要眼見而不能靠聽聞，因為耳聞不如目睹。這種情況有似舍巴女皇(QueenofSheba}之對待所羅門(Solomon)，當她聽說他的智慧之名時，她想親自去證實一下，便從她的國家赴耶路撒冷，在聽到所羅門談許多事物，眼見他的宮室和政府後，她說:‘讚美那愛撫以色列和立你為它之王的上帝，我所看見的遠比他們向我談到的你偉大。’讀者對於我在這裏談的中國事物應有同樣的感受。”[9]
“靠近印度方向的第’一個省是廣東省，省城是廣州城，省名即由此而來。這個省有’十一座城，包括省城在內，還有八十個帶城牆的鎮，要在別處，每個鎮都會被當作是一座城，因為它們極壯麗，人口繁庶。沒有城牆的村鎮不計其數(其中不少是相當大的)，這些地方人煙十分稠密。”[10]
“還可以進一步看到，廣東省包括的海南，本身就是一個國家，一因為海南人煙稠密，海岸線有五十裏格長，但廣東海岸的陸地比〔海南的〕要長許多裏格，或者更多。”[11]
“郊區很大，人戶眾多，乃致有的葡人認為它的幅員可跟裏斯本的相比，但我和另一些人覺得它要小些，盡管它比城內要大，房屋要多。它人煙稠密，人多到簡直難以進入河岸上的城門。進出的人群通常都吆喝吵嚷著叫讓道給挑東西的人。”[12]
“沿河小城鎮無不布滿大小船舶。離河半裏格多的廣州城，船隻多到令人驚異，尤其歎為觀止的是，幾乎整年大量船隻從不減少和缺乏，因為如果三十、四十或上百艘的船某天開走，那同樣多的船必定再開進來。我的意思是說，數量從不減少或缺乏，盡管有時多點少點，始終都保持一個驚人的數字。而且，開走的船是滿載而走，開來的船是滿載而來，都接受貨物和攜運貨物。”[13]
“在河邊觀賞那數不清的船，來的去的，揚帆的劃槳的，是一件很偷快的事。稻田一望無際，遠看似好多張帆的船隻是穿過陸地，到你朝船走去，船也朝你駛來，你才看見龐大的船身(除帆外先是什麼都看不見)，也才看見船駛來的寬闊港灣。”[14]
“中國是一個耕地差不多全部開墾出來的國家。因國家人煙稠密，百姓眾多，人們是消費者，極好吃喝、穿戴及其他家庭消費，特別是他們是大食客，所以人人都勞動謀生，努力得到好吃的食物，去維持他們的巨大耗費。此外，這個國家中懶人受憎惡，人人討厭，不勞動者不得食，因為一般沒有施舍給窮人的習慣。”[15]（引者注：關於沒有施舍窮人的習慣應是克魯士的誤會，可能呆在中國時間還不夠長，否則會知道中國也有施舍窮人的現象）
“如我所說，由此在印度的若幹地方有大片未開墾的土地（引者注：前麵一段話是說印度和占城等地有大片荒野，人們不想耕耘，因為那裏的統治者暴君盡可能強征搜刮一切財物，從而無法多勞多得），而在中國則不一樣，人人都享受他的勞動成果。所以在中國，一切下種後能收獲的土地都開耕了。不宜於穀物的山地，生長著極好的鬆樹林，可能的話也在樹間種植豆類。”
“在幹土和硬地上，他們種植麥和豆，在既多又開闊的水淹低地，他們種植大米；低地有的一年兩收或三收。隻有在氣侯嚴寒的高山上，不宜於種植，沒有開發。這個國家不丟棄任何不管怎樣破舊的東西。狗骨頭和其他動物的骨頭，他們用來製作玩具，代替象牙在上麵雕刻，鑲嵌在桌子、臥榻及別的漂亮家具裏。他們不丟掉任何品種的破布，凡是用羊毛織成的粗細破布，他們就製成細紙。他們用樹皮、根莖和破絲綢造紙，在絲綢紙上寫字，餘下的則用來卷在絲綢幅一中”
“人糞都得到利用，用錢收買或交換蔬菜，同時他們把糞便從屋裏運出去。因此他們用錢或值錢的東西，使他們的廁所清潔，盡管臭聞全城。他們背著糞經過全城時，為避免臭氣，他們把糞裝在外表極幹淨的桶裏，盡管桶沒有蓋，仍顯得國家和城鎮的清潔。有的城市，這些桶常常有蓋，免得熏人。人糞用來施在他們的菜園裏，他們說施肥後蔬菜可得到生長;他們把糞攙合泥土，在太陽下烘幹。”
“和使用人糞相同，他們在各種事情上都用巧勁，不用蠻力，他們用一頭牛犁地，把犁製作得可以很好地開耕，雖則畦不及我們的寬。”[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