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初，一輛火車緩緩駛進北京車站。火車上下來幾位俄國人，住進了離王府井大街不遠的俄國公寓。他們是俄共（布）遠東局從海參崴派到中國的秘密代表團。為首的是年僅27歲的維經斯基，翻譯是38歲的俄共黨員、華僑楊明齋。
維經斯基，又譯作魏金斯基，原姓劄爾欣，全名格列高裏·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化名格裏戈裏耶夫、格裏戈裏、塔拉索夫等，在華用名吳廷康。他於1893年出生於俄國維切布斯克州涅韋爾，1913年為謀生計赴美，1915年加入美國社會黨。在美國、加拿大生活約5年之後於1918年春回國。他在海參崴加入俄共，在西伯利亞和遠東從事鬥爭期間遭逮捕，被判刑流放到庫頁島。1920年1月，他會同島上的政治犯舉行暴動，獲得自由，又返回海參崴，在俄共（布）東方民族部工作。不久，當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考慮派一個代表團去中國而物色人選時，選中了維經斯基。27歲的維經斯基被選中，因為他經曆過嚴峻的生死考驗，具有地下工作的經驗，他還能講流利的英語，便於在國外開展工作。
楊明齋，原名楊好德，1881年出生於山東省平度縣。早年由山東去西伯利亞，在那裏一麵做工一麵學習。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積極參加布爾什維克領導的俄國工人運動，並參加了十月革命，表現突出。十月革命後，楊明齋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蘇俄國內戰爭結束後，俄共（布）送他到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不久，他被派往海參崴。那時，海參崴還在日本占領之下，居民有三分之一是華人，楊明齋曾在這裏做過工，熟悉情況。楊明齋把華僑們組織起來，公開身份是華僑聯合會負責人，實際上是在為布爾什維克做地下工作。
代表團的成員還有維經斯基的妻子庫茲涅佐娃，以及秘書馬邁耶夫和妻子馬邁耶娃。時年25歲的馬邁耶夫本是蘇俄紅軍軍官，馬邁耶娃則是莫斯科歌舞演員，她在代表團裏擔任打字員。這樣，兩對夫婦同行，看上去像來中國旅遊的，便於掩人耳目。
維經斯基一行下榻在北京最繁華的王府井大街不遠處的一幢外國公寓裏，他們的公開身份是俄文《生活報》記者。據說來中國的目的，是創辦建立一家“華俄通訊社”，把中國的消息譯成俄文，發往俄國；同時把俄國的新聞譯成中文，供給中國各報刊。
就在維經斯基等人抵達北京不久，又有兩位從不同途徑趕來的俄國人悄然到達北京，並與他們取得了聯係。一位是名叫薩赫揚諾娃的俄國婦女，也來自海參崴，是俄共（布）遠東地區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另一位是從哈爾濱奉命趕來的身材高大的男子，名叫斯托揚諾維奇，又名米諾爾的俄共（布）黨員。他們都是為了配合維經斯基一行的特殊使命而到中國的。
對楊明齋來說，北京也是陌生的，因為他也是第一次到北京，從19歲離開中國一直漂泊在遙遠的異國他鄉。但相對於不懂漢語的俄國人來說，楊明齋畢竟方便得多。根據維經斯基的指示，楊明齋首先來到距離王府井不遠處的北京大學，拜訪在這裏擔任俄文講師、號稱“中國通”的柏烈偉。
楊明齋向柏烈偉說明來意後，柏烈偉告訴楊明齋，要了解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不能不見陳獨秀和李大釗。楊明齋隨後又在北京大學拜見了另一位俄語教師伊萬諾夫，中文名字叫尹鳳閣，他和柏烈偉意見一致，也向楊明齋推薦了“南陳北李”。
因為陳獨秀已經到上海，維經斯基請柏烈偉和伊萬諾夫介紹，前往北京大學圖書館拜訪李大釗。或許是出於謹慎，維經斯基並沒有完全亮明自己的身份和使命，而是以俄文《生活報》記者的身份與李大釗見的麵。
當時正在北大就讀的羅章龍，參加了這次會見，並留下了深刻的回憶：
維經斯基訪問李大釗也不是盲目而來，而是事先做了些準備工作。首先維經斯基了解到李大釗先生是讚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釗見麵談了一席話之後，便要求見見參加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同學。這樣大釗先生就找了幾個同學和維經斯基見麵。人數不多，其中有我和張國燾、李梅羹、劉仁靜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
我們同維經斯基見麵的談話會，是在圖書館舉行的。會上，他首先介紹了十月革命。他還帶來一些書刊，如《國際》、《震撼世界十日》等。後者是美國記者介紹十月革命的英文書。他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帶的書，除俄文版外，還有英文、德文版本。維經斯基在會上還詳細介紹了蘇俄的各項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業、礦山、銀行等收歸國有，工廠實行工人監督與管理，蘇俄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管理全國經濟工作的製度，列寧提出的電氣化的宏偉規劃等。這次談話內容相當廣泛。當時我們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後的俄國，他談的這些情況，使我們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興趣。這就使我們對蘇維埃製度從政治、經濟、軍事到文化都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看到了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輪廓。
維經斯基這個人工作很細致。他對中國的曆史，中國的問題頗有研究。關於五四運動，他問得很詳細；對帝國主義和中國軍閥相互勾結的情況看得也清楚；對五四運動、辛亥革命以前我國的曆史也很熟。他同李大釗先生談得很融洽，對李大釗先生評價很高。他在座談會上曾暗示說，你們在座的同學參加了五四運動，又在研究馬克思學說，你們都是當前中國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勵在座的人，要好好學習，要了解蘇俄十月革命，正因為如此，中國應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我們認為他談的這些話，很符合我們的心願。我個人體會，通過他的談話，使我們對十月革命，對蘇維埃製度，對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
拜見李大釗後，在陰雨連綿的5月初，維經斯基一行來到上海，下榻在上海灘名列一流的永安公司樓上的大東旅社。
維經斯基身上帶著李大釗寫給陳獨秀的介紹他們與陳獨秀見麵的親筆信。但維經斯基到上海的目的，不僅僅是拜見陳獨秀，他還有更重要的使命，這就是要廣泛接觸在上海的中國、日本、朝鮮的革命者，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維經斯基到達中國之前，波波夫、波塔波夫等人已經在上海和中國南方與孫中山、陳炯明等人有過接觸，會見過熱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知識界人士，波塔波夫還把托洛茨基的俄文小冊子提供給李漢俊。他們的這些努力為維經斯基在上海開展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俄國人向來很重視上海，因為列寧在1912年就說過，希望中國出現無數個上海，他把上海看成一個中國工人階級比較集中的地方，一個中國開放的窗口，是具有現代意識的一座城市，當然也是一座殖民城市，中外矛盾都很集中。
據有關資料顯示，這個時期的上海，俄國僑民大約有5000人，是十月革命前的十幾倍，其中大部分是十月革命後到上海來避難的難民，當中也不乏一些擁護布爾什維克的人。隨著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原在上海的舊俄國駐外機關，逐漸被新政權官員和支持布爾什維克的俄國僑民所接收。
作為近代中國工商業的大都會，上海既是當時中國傳播西方文化的中心，又是新興產業最集中的地區。與北洋軍閥控製嚴密的北京相比，上海的政治環境和輿論管製要寬鬆得多。因為有租界的庇護，上海成為中國現代新聞業的中心。幾乎所有在上海有影響的中文報紙都以外國人或外國政府的名義注冊，並在租界內運作。相比之下，維經斯基在上海從事活動的條件要比敵視蘇俄的軍閥統治下的北京好得多。這些條件，加上交通方便，使維經斯基得以以上海為基地開展活動。
維經斯基到上海後，仍然以俄文《生活報》記者的身份公開活動，同時還與遠東共和國於1920年設立的達爾塔通訊社取得聯係，並且把全俄消費和中央聯社辦事處（實際上是一個公營進出口公司）作為他在上海給俄共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指定通訊地址。這些跡象表明，維經斯基在上海絕不是孤軍奮戰，而是有許多可資利用的機構和人脈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