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一本轟動世界的書。它第一次向世界介紹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中國共產黨人的真實情況。它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因此成為毛澤東終生的朋友和風靡全球的作家。
1936年7月，在陝北保安一個普普通通的窯洞裏，借著昏暗的燈光，毛澤東向比他年輕得多的斯諾敞開了心扉。向別人這樣多地談自己早年的經曆，恐怕是毛澤東一生中僅有的一次。
我們應該感謝埃德加·斯諾，如果不是他如此平實、幽默地記錄下毛澤東自述的早年經曆，我們對毛澤東成長之路的了解，或許不會像今天這樣清晰、生動。
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出生在湖南湘潭縣韶山衝。父親期望兒子將來能成為像自己一樣生財有道的精明人，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從小就不服管教的孩子竟然改變了整個中國，影響了整個世界。
1911年，18歲的毛澤東第一次走出家鄉到長沙求學。他在長沙的報紙上第一次知道了孫中山這個人和同盟會的綱領，但並不了解孫中山與他佩服的康有為、梁啟超有什麼區別。他主張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召回擔任新政府的總統，由康有為擔任國務總理，梁啟超擔任外交部長。他把自己的主張貼在了學校的牆壁上。
毛澤東為自己製訂了一個龐大的自修計劃，每天步行三裏路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閱讀了很多西方近代政治和科學書籍。在圖書館裏，他第一次看到牆上掛著的世界地圖，這才知道世界原來這麼大，中國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湘潭縣在地圖上根本找不到。
衡山西，嶽麓東，
城南講學峙其中。
人可鑄，金可熔，
麗澤紹高風。
多材自昔誇熊封。
男兒努力，蔚為萬夫雄。
這風格沉鬱雄健的詩句，是湖南第一師範校歌的歌詞。隻是，校歌中吟誦的那個校園早已毀於1938年的“長沙大火”，直到1969年，“當年”的一師又在原址得以重建，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校園中的“毛澤東青年時期革命活動陳列館”，吸引著無數的中國人前來參觀。
湖南第一師範創建於1903年，最初稱湖南師範館，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學家張栻講學的城南書院，同朱熹講學的嶽麓書院隻有一江之隔。後來師範館與並存的城南書院合並為湖南全省師範學堂，1914年改稱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1913年春，20歲的毛澤東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師範。第二年，第四師範合並到第一師範，毛澤東被編入第八班，到1918年暑期畢業，毛澤東在一師度過了五年半的青春時光。
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這段時間，是湖南一師朝氣蓬勃的發展時期，強調人格和學識的全麵培養，以“湖南亞高學府”馳名。學校先後聘請了一批學識淵博、思想進步、品德高尚的教師，如楊昌濟、徐特立、方維夏、王季範、黎錦熙等。
楊昌濟，號懷中，因世居長沙東鄉板倉而被時人稱為“板倉先生”。他很早就在鄉裏教書，並在嶽麓書院學習。1901年留學日本，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教育學。留學期間改名懷中，意思是身在異邦，心係中土。六年後畢業又往英國，入英格蘭勒伯定大學，三年畢業後到柏林考察教育一年。在國外長達10年，專心研究教育和哲學。歸國時正逢辛亥革命，譚延闓請他擔任省教育司長，他沒有應允，卻選擇做一個師範學校的教員。1918年應聘北京大學任倫理學教授，於1920年過早去世。
楊昌濟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研究很有造詣，尤其對宋明理學有深刻的研究，同時又汲取王船山、曾國藩、譚嗣同的學說，加以抉擇、批判、融會，自成一種進步性的倫理思想和講究實踐的人生觀，在當時曾起過很大的積極作用。他的博學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像毛澤東、蔡和森這樣的進步青年在其周圍。
毛澤東喜歡社會科學，專心於哲學、史地、文學等，他博覽群書，凡是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種名著，如諸子百家、詩詞歌賦、稗官小說、近人文集以及翻譯成中文的外國名著等，無不瀏覽。
為了認識真理和追求真理，毛澤東與同學約定“三不談”，即不談金錢，不談男女之事，不談家務瑣事，隻在一起談大事，即“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
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有眾多的讀者和追隨者，其中就有毛澤東。當時，楊昌濟為這本雜誌寫文章，還向學生們推薦這本雜誌。
毛澤東對斯諾回憶說：“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有一段時期，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成為我的楷模。”他還說，“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我對‘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抱有一些模糊的熱情，但是我是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
為了鍛煉自己在任何環境中都能專心致誌地學習和思考的本領，毛澤東有時會隻身到學校後麵的妙峰山山頂學習，為“靜中求學”；有時則來到車水馬龍的長沙城南門口讀書，要在“鬧中求靜”，磨煉意誌。
“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蠻其體魄。”這是毛澤東在一師讀書時熱衷提倡的一個口號。他為了強壯身體，磨礪意誌，同時也為了保持學習時的旺盛精力，刻苦地進行體育鍛煉，並且持之以恒。他回憶道：“寒假裏，我們徒步穿過田野，上山下山，繞行城牆，渡河過江。碰到下雨，我們就脫掉襯衫讓雨淋，說這是雨浴。烈日當空，我們脫掉襯衫，說是日光浴。春風吹來的時候我們大聲叫嚷，說這是一種叫做‘風浴’的新體育項目。在已經下霜的日子裏，我們露天睡覺，甚至於到十一月份，我們還在寒冷的河水裏遊泳。這一切都是在‘鍛煉身體’的名義下進行的。這對於增強我的體質也許很有幫助，我後來在中國南方的多次往返行軍，以及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路上，特別需要這樣的體質。”
毛澤東在刻苦進行體育鍛煉的同時，還對體育理論進行了探索性研究。他寫了一篇長達7000餘字的《體育之研究》，經楊昌濟向陳獨秀推薦，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發表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上。
他常對同學們講，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這無字之書，就是社會。為了深入農村，了解社會，毛澤東在一師期間，幾次采用“遊學”的方式在湖南農村徒步調查。
1917年的暑假，毛澤東和蕭子升手持雨傘，一個挎包，一身短打扮，出長沙，渡湘江，一路向寧鄉走去。途中找到一家老翰林家，集上的四句詩，老翰林挺高興，給了40個銅板；又繼續前行一天，半夜趕到杓子衝何叔衡家，住了兩晚，了解何家的一些生活狀態後又開始上路；來到安化勸學所所長家，三次登門才得相見，最終對上一副對子，老先生才肯留餐留宿，臨走還給了8個銀元。8月16日返回長沙時，身上還剩下兩塊多錢。為了紀念這次遊學活動，兩人特意穿著遊學時的衣服和草鞋照相留念。
這次遊學曆時一個多月，步行近千裏，途經長沙、安化、沅江等5縣，途中結交了農民、船工、財主、縣長、老翰林、勸學所所長、寺廟方丈各色人等，寫了許多筆記。同學們了解到這次遊學活動後都表示敬佩，說他們是“身無半文，心憂天下”。
第二年春天，毛澤東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陰、嶽陽、平江、瀏陽幾縣，遊曆了半個多月。
楊昌濟在長沙的學生先後以千百計，但他最欣賞的是毛澤東和蔡和森兩人。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領導驅張運動期間，正值楊昌濟病重，此時毛澤東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各種驅張通電和新聞中，他的政治才幹越來越引人注意。深感欣慰的楊昌濟不顧病重特意寫信給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代表的老友章士釗，向他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蔡和森（1895—1931），原名蔡林彬，複姓蔡林，學名彬，祖籍湖南湘鄉永豐鎮（今屬雙峰縣管轄）。蔡家世代經營“永豐辣醬”，很有名氣，隻是到蔡和森出生時，已經家道中落。由於多子女，家中入不敷出。蔡和森的童年是清苦的，直到16歲才上小學。他發奮求學，連連跳級，兩年之後，進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成為毛澤東同年級的同學。蔡和森學習刻苦，長於寫作，膽大心細，遇事善做分析，生活嚴肅，在許多方麵與毛澤東十分相似。一師校園內有個君子亭，蔡和森和毛澤東經常來到這裏討論治學、做人等問題。兩個出類拔萃的年輕人，就這樣走到一起了。
毛澤東在湘鄉東山小學堂的好友蕭子升、蕭子暲兄弟也先後來到一師。
本來已是秀才、比毛澤東大17歲的何叔衡也成為毛澤東在一師的同學，與毛澤東關係密切。
隨著時局的發展和對社會問題的認真思索，毛澤東逐漸感到，要實現救國救民的願望，還需要更廣泛地接納有誌救國的青年，聯合更多的同誌。
在今天嶽麓山下的新民路上，有一處竹籬斜護的古樸農舍，五間青瓦白屋，門楣上懸掛著鄧小平題寫的“蔡和森故居”和陳雲題寫的“新民學會成立會舊址”的牌匾。
這裏過去叫劉家台子，四周都是墳墓，地處荒涼。舊址最早建於清朝末年，原為當地農民為守祖墳蓋的墓廬屋，房東是寧鄉籍人，立了一塊門匾“溈癡寄廬”，懸掛在舊址院牆的槽門上。1917年，蔡和森動員母親將全家從雙峰鄉下遷到長沙，他的母親葛健豪、妹妹蔡暢、姐姐蔡慶熙和外甥女劉昂一起租住於此，當時這裏房租十分便宜。
蔡和森租住在這裏後，同學毛澤東、蕭子升、張昆弟等經常到他家來聚會。每到星期六下午，毛澤東等同學便遊泳橫渡湘江，來到蔡和森家，有時露宿在蔡和森家旁邊的墳山上，暢談通宵，有時露宿在嶽麓山的愛晚亭。餓了采野果吃，遇上大風大雨，也不躲避。有意對著風吹雨淋，對著太陽曬，鍛煉自己的體魄，陶冶自己的情操。
蔡和森一家租住3年的“溈癡寄廬”，早已毀於1938年的“長沙大火”。為了紀念新民學會的功績，湖南省人民政府於1983年將新民學會舊址再次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並於1986年撥專款將舊址按原貌修複。舊址占地約175平方米，坐北朝南，有堂屋、正房、廂房、雜屋等。房屋結構為竹木結構，木排架、竹織壁、小青瓦屋麵；房外有竹籬院牆，前有槽門、水井，南邊有菜地。舊址古樸典雅，具有典型的南方普通農舍的特點。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學會就在蔡和森家裏成立。
成立會上，選舉蕭子升為總幹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幹事。不久，蕭子升去法國，會務便由毛澤東主持。
新民學會是五四時期影響最大的新型社團之一。會員除羅章龍外，都是楊昌濟在第一師範任教時的學生。以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為首的第一批會員，具有強烈的愛國心和積極向上的奮鬥精神。學會剛成立時，不到30個會員，幾個月以後，就增加了一倍多。會員多是剛離開學校的學生和一些小學教員，他們還沒有多少社會活動的經驗。可是主其事的毛澤東和他的摯友蔡和森，對學會卻有著很大的雄心和計劃。
1918年7月26日，毛澤東寫了一封談學會組織及會務如何開展的長信給已經到北京聯絡赴法勤工儉學事宜的蔡和森，談到了他的設想。
蔡和森在複信中提出，為了挽救中國的民族危亡，並不忌諱當時社會上一般對所謂“政黨”所抱的鄙視態度，而是同這些結黨營私的“政黨”迥然不同，準備開辟一條新的、別人“不敢為”的道路，建立一個嶄新的政黨，將學會的前途與中國的命運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將改造中國的責任放在學會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