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4日，是農曆臘月十五，武漢紛紛揚揚地下著大雪，長江兩岸的江城沉浸在春節前夕的喧鬧之中。
下午，從上海溯江而上的“大通輪”經過兩天的行駛抵達漢口碼頭。艙門打開，人流中一位個子不高、膚色黝黑的中年人手提小旅行箱快步向岸邊走來，他冷峻的眼神和緊密的腳步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應邀到武漢講學的《新青年》主編、有五四運動“總司令”之譽的中國思想界的風雲人物——陳獨秀。
碼頭上，冒雪過江前來迎接的文華大學協進會、武漢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和慕名前來的大學師生及新聞記者早已在岸邊等候多時。當晚，陳獨秀下榻在文華大學，備受款待。
陳獨秀是應文華大學等幾所大學邀請前來出席畢業典禮和演講的。陳獨秀的風采和言論，早已為湖北學界所仰慕，聽到陳獨秀抵達武漢的消息，前來請他演講的學校和團體絡繹不絕。
2月5日下午，湖北學生聯合會召開千餘人的歡迎大會。陳獨秀在會上作了題為《中國存亡與社會改革的關係》的演講，認為在當今新舊交替之時代，青年實為改造社會之主體，而要改革社會，必須先從自身觀念的改造做起。
2月6日上午，陳獨秀出席文華大學畢業典禮，在會上發表《知識教育與情感教育問題》的演講。下午，陳獨秀在文華大學作了題為《改造社會的方法與信仰》的演講。
2月7日上午，陳獨秀應漢口青年會會長彭厚齋邀請，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演講《新教育之精神》。下午，陳獨秀應邀參加堤口下段保安會召開的歡迎大會，並發表演講，對武漢國民提出兩種希望：（一）能為外交後盾；（二）能謀工商各業之發達。會後又參加一個小型討論會。
2月7日晚7時，陳獨秀赴普海樓，參加武昌學界為他舉辦的宴會。宴會畢，即直去大智門登上北去的火車返回北京。
短短4天，陳獨秀先後作了6場演講，在武漢引起不小的轟動。許多報紙對陳獨秀在武漢的活動作了報道，因此引起了湖北反動政府的注意。
2月7日的《國民新報》最先“用大字刊出”陳獨秀《中國存亡與社會改革的關係》和《改造社會的方法與信仰》兩篇演講的重點，並稱讚陳獨秀的言論“卓識讜論”“頗受學生所歡”。但也正是這篇文章，使“湖北官吏對於陳氏之主張之主義，大為驚駭，令其休止講演，速去武漢”，陳獨秀帶著對“湖北當局者壓迫言論之自由”的“憤恨”離開了武漢。
2月9日、11日、12日、13日，武漢的《國民新報》和《漢口新聞》陸續對陳獨秀在武漢的活動和演講進行報道。國內各地報紙都摘要登載了陳獨秀在武漢的演講內容。
陳獨秀這些宣傳新思想的演說，受到武漢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的熱烈歡迎。這些帶有明顯馬克思主義觀點的言論，對知識界和廣大青年學生擺脫歐美民主政治影響和改良主義觀念，為馬克思主義在湖北的傳播，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位於中國大陸腹地的湖北，古稱荊楚。這裏不僅有縱貫南北、四通八達的便利交通，而且還是新舊文化、東西文化的交彙之所，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曆來是爭雄天下的戰略要地。
這裏是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的地方，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誕生地之一，是大革命時期工農運動最活躍的地區，是北伐戰爭的主戰場；武漢作為國民政府的首都一度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
湖北成為近現代中國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絕非偶然。
湖北被稱作中國的“千湖之省”和“魚米之鄉”，這裏水旱災害頻繁，自古英雄輩出。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根據中英《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有關條款，漢口對外開埠，英、德、俄、法、日相繼在這裏設立租界，成為國中之國。武漢逐漸成為“內聯九省，外通海洋”的大商埠和對外通商口岸。
西方國家從1863年到1891年先後在武漢開設6家工廠，1895年至1920年增至30多家。
1889年起，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開工廠、辦學堂、練新軍，在漢陽設鐵政局和槍炮局，開采大冶鐵礦，在武昌設立織布、紡紗、製麻、繅絲四局。1896年至1913年，武漢商辦的工廠就有20多家，為武漢的近代化工業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漢口逐步發展成為水陸交通樞紐、華中最大的貨物集散地、武漢“九省總彙之通衢”的功能也得到充分發揮，並帶動了長江中遊商品經濟及近代工商業的發展。
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漢口的對外貿易額居全國第二，占全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0％左右，“駕乎津門，直追滬上”，成為僅次於上海的全國第二大商業中心，被譽為“東方芝加哥”。
湖北從一個中等發展水平的內地省份，迅疾躍升為全國近代化進程的排頭兵和中國近代工業的重要基地。大量產業工人的聚集，為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地區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階級基礎。
得風氣之先的湖北文化底蘊深厚，教育和文化事業相對發達。具有光榮的反侵略、守家園、爭自由的人文精神傳統，很早就湧現出一批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反帝反封鬥爭中，這裏很快成為各地資產階級革命黨人聯係的樞紐和革命鬥爭的重心。
辛亥革命雖然流產了，但湖北的先進知識分子並沒有停止探索的腳步，他們領悟時代的呼喚，積極尋求救國濟民的真理。在俄國十月革命的隆隆炮聲中，他們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群英結黨救中華”的道路。
就在陳獨秀離開武漢不久的1920年3月，在武昌涵三宮街一處簡陋的院落裏，私立武漢中學迎來了第一批新生。學校的主要籌辦人，名叫董用威，又叫董必武。學校的骨幹教師中，有一位年輕的英文教員，名叫陳潭秋。
董必武，1886年出生於湖北紅安一個書香門第，18歲考中秀才，後畢業於湖北文普通學堂。武昌起義爆發後，董必武成為漢口軍政分府的軍需秘書，參加了保衛漢口、漢陽的戰鬥，加入同盟會並成為湖北革命黨的重要成員。
辛亥革命後，董必武留學日本學習法律，加入孫中山組織的中華革命黨，並受孫中山委派回湖北參加護法運動。由於孫中山手中沒有真正掌握革命軍隊，護法運動在各懷鬼胎的各派軍閥的破壞和幹擾下很快失敗。
殘酷的事實使董必武陷入空前的失望、苦悶和彷徨之中。他百思不解的是，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傾注全部精力東奔西走，為什麼到頭來得到的卻是屢屢失敗？他痛心地思索著：中國革命的路究竟在哪裏？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道路是否還能走得通？多年後，董必武在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會上講話時，對這段曆史作了這樣的回憶和分析：
在袁世凱失敗以後，中國政權仍然掌握在一批大小軍閥的手裏，資產階級共和國仍然隻是個空洞的形式。……因為中國是許多帝國主義爭奪的一塊肥肉，各個帝國主義都在中國扶植依附於自己的封建軍閥勢力，給他們錢，給他們槍，讓他們各據一方，彼此混戰，鎮壓中國人民，擴充自己的勢力範圍。在這樣的局麵下，中國資產階級想要實現他們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美妙方案，隻能是夢想。
極度惆悵的董必武在上海暫住了下來，不期而然卻迎來了新的轉機。就是在這裏，他結識了一個對他後來產生了極其重要影響、促使他思想發生重要轉變的人——李漢俊。
非常巧合，董必武與張國恩主持的湖北善後公會，就在李漢俊、詹大悲住處馬路的對麵，相距隻有幾步之遙。這4位來自湖北的年輕同鄉，都是懷有救國救民之心的熱血青年。他們4人誌趣相投，時常到董必武的住處一起議論時局，討論中國的出路。李漢俊從日本帶回的許多介紹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書籍、刊物，還有李漢俊等創辦的《星期評論》，李大釗、陳獨秀主辦的《每周評論》，以及《馬克思主義入門》《政治經濟學入門》等書刊，自然成為渴求真理的董必武、張國恩、詹大悲的讀物，李漢俊因此成為比他大4歲的董必武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老師。
在李漢俊的幫助下，董必武通過中俄兩國革命成敗的經驗和教訓，以自己的親身經曆對辛亥革命進行了深入反思：
李漢俊經常和我閑談社會活動情況，有人說俄國是過激黨進不得，馬克思主義的書看不得。當時有股勁，你說看不得我非看不可。我們就想法了解俄國革命的情況和馬克思主義的書。俄國革命是經過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的革命，是搞社會主義。說到我們國家的革命，我們過去和孫中山一起搞革命，孫的路子不對頭，總是靠軍閥。革命發展了，孫中山掌握不住，結果叫別人搞去了。於是我們就開始研究俄國的方式。……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裏打仗。李漢俊來了，把頭緒理出來了，說要搞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介紹《馬克思主義入門》，看《政治經濟學入門》，到底是資本主義，還是帝國資本主義，我們也弄不懂，這就是我們的老師，我們的“本錢”。
五四運動爆發後，董必武和詹大悲、李漢俊、張國恩懷著十分激動和興奮的心情，密切注視著運動的發展，強烈地感受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董必武根據自己投身革命以後的教訓，從五四運動中得出了一條清晰的結論：要打倒列強，要除軍閥，要建立民主製度，就必須喚醒民眾；不是會黨，不是舊軍隊，而是普通的人民大眾，才是決定曆史和革命成敗的決定力量；中國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須像俄國那樣，實行“階級革命”，必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領悟革命新出路的董必武，決心“從頭來”，一心一意去喚醒民眾。他同李漢俊、張國恩、詹大悲經過認真籌劃，決定從宣傳新思想、培育新型人才入手，馬上著手籌辦兩件事：一是辦一份有影響的報紙，一是辦一所新型學校。
1919年8月，董必武離開上海返回武漢。一番全新的革命事業從此開始。
在回到武漢的幾個月時間裏，報紙沒有辦成，但董必武和友人創辦的新型學校——武漢私立中學卻取得了成功。
籌辦私立武漢中學，是董必武走上馬克思主義指引的革命道路後所辦的第一件大事。但令人奇怪的是，作為這所學校籌辦人的董必武，既不是校長，也不是校監，在報道中也根本見不到董必武的名字。那麼校舍是如何解決的？最大的難題辦學資金又是如何解決的呢？
關於校址、校舍問題，他們知道湖北省教育會西北角有一所房子，大門在涵三宮街南麵小巷內，是前清支郡師範甲丙堂舊址，房子內有教室三間，辦公室一大間，操場一個，有可供學生食宿用的兩排房間，教室中還剩存一些桌椅。房子雖然破舊些，但稍加修葺添置就可以使用。
正當董必武為辦學資金發愁時，他在文普通學堂時的同窗學友雷大同，從廣州大元帥府回到武漢，聞知董必武正在籌辦一所私立中學，便主動找到董必武，要求列為籌辦人，願提供開辦費120元，並介紹其同鄉劉覺民也列入籌辦人。董必武見自己的老同學如此慷慨相助，主動參與創辦，自然非常歡迎。這樣，籌辦人共為9人，除雷大同外，每人另捐款20元，開辦費這個最大的難題出乎意料地解決了。為了拿出個人應捐的20元開辦費，董必武在數九寒天把身上穿的皮袍脫下，送到當鋪典當了20元錢。至於辦學基金，董必武、張國恩到漢口找到合太正山貨行的老板張平階出具一張存有兩萬元的憑據，報湖北省教育廳備案，這筆經費也順利地解決了。
在校長和董事長的人選問題上，學校籌辦人理所當然為董事會理事，大家還一致推舉董必武擔任理事長，但他覺得自己在武漢是眾所周知的老革命黨人，擔任董事長目標太大，反而不利於辦好學校，於是提議由湖北省議員郭肇明擔任。郭肇明當時是兩湖師範的校長，是張國恩、劉鼎三、劉質如的老師，是盛譽湖北的教育家，由他任董事長，到省教育廳注冊時容易批準立案。對董必武的提議，大家都表示讚成。大家還公推劉覺民任校長，認為他長期在私立中華大學任教，教學經驗豐富，政治色彩不濃，無疑是較為合適的人選。隨後，大家又推倪季端任教務兼監學，江文波任總務兼監學，各門課程由董事們分擔。